第五十一章：福音堂医院 (第1/2页)

第五十一章：福音堂医院
　　
　　高金城和曹广涛沿着祁连山麓步行，一路风餐露宿来到甘州。高金城当年在这一带名声颇大，十多年来他的反帝爱国活动亦广为人们所闻，三州上下普遍敬重他，信任他，真诚的欢迎他的再次到来。
　　
　　为了大造舆论，高金城建议桂民党县政府在大佛寺广场召开抗日动员大会。
　　
　　随后，高金城以修复福音堂、重开医院为名，向韩起功索要被其军队据为伤病医院的福音堂，紧急召回曾在这里培养的徒弟张明新、陈大伟、张秀玉等人，以医院缺少医护人员为由要回王定国、徐世淑、苟正英、廖春芳4人，并且与被俘红军地下党组织成员刘德胜、蔡文良等人取得联系，以福音堂医院为据点，全面展开了营救红军的工作。
　　
　　为寻找陈昌浩，高金城带着医护人员顶着炙人的烈日，走遍甘州、民乐的甘浚、龙渠、安阳、康隆寺、倪家营等区乡，每到一处都向流散红军传达党的关怀，宣传抗日形势，暗暗开展收容工作。经多方了解，打听到陈昌浩隐蔽在民乐花寨子一带，高金城马上派蔡光波和王定国前去接应。他们找到了掩护陈昌浩的郭老汉，郭说陈已在群众护送下过了黄河。高金城当即电告谢老并转报中央。除此之外，还搞清了张琴秋关押在青海西宁，黄鹄显等关押在凉州，刘瑞龙等关押在甘州，也都向中央作了报告。
　　
　　这期间高金城接到彭加伦“民乐县南山隐藏红军干部极多”的电报，要他设法营救。南山一带是洪水区区长兼民团团长、大地主孙振铎的势力范围，控制较严。高金城与孙振铎虽有旧交，但孙肯不肯合作，很难预测。高金城考虑再三，决定冒险请孙振铎商谈，孙振铎一向敬佩高金城的为人，应邀到了甘州。高金城向他讲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形势，说明红军是一只爱国抗日的部队，请他高抬贵手，允许派人进他的管区收容流散红军。谈话中高金城把彭加伦的电报交给孙振铎，情恳意切地说：“我相信你是位爱国绅士，我把这封电报给你作抵押，我愿以身家性命作保，如不相信，用这封电报便可将我的人头拿去。”孙振铎感动地说：“你放心，我们都是爱国的，我一定保护你们营救红军”。
　　
　　密约顺利达成，高金城复写了一百多张字条，上写：“中国工农红军改为十八集团军，在兰州设有办事处，地址在兰州南滩街五十四号，朱良才同志在那里接应你们。”派王定国和张明新、陈大伟两位医生，带上字条来到民乐县孙家庄和张掖大满堡一带联系失散同志，散发去兰州找党的指示路条。还告诉失散难友身体不好，行动不便的同志，到甘州福音堂后门敲三下，有王定国、徐世淑同志接应。一个多星期后，果然找到一批红军，其中与西路军野战医院院长丁世芳、西路军派出的甘州中心县高官吴建初等，他们由高金城介绍到兰州办事处后，经西安回到了延安。中心县委在张掖大满堡秘密发展的王泽喜、潘发生等数名共产党员，也有高金城设法转送到延安进入抗大。由于某些原因不能走的红军，由孙振铎负责保护，帮助他们在当地住下来，一直到全国解放。1951年土改期间，由这些落户红军证明，孙振铎被当做开明地主对待，并被选为区人民代表。
　　
　　高金城还利用与张掖县县长马鹤年的旧交，请他继续关照狱中的同志，马鹤年把关押在狱中被俘人员情况告诉高金城，为营救活动做出许多鲜为人知的贡献。
　　
　　为了寻找红军领导干部陈昌浩，他带上药品、器械，走遍了张掖、民乐、临泽各县农村，并将打听到的张琴秋、黄鹊显、刘瑞龙、魏传统等人被关押的情况报告给八路军驻兰办事处，由中央进行营救。1937年9月，彭加伦电告高金城，张掖南山隐藏红军很多，要设法营救。高金城冒着生命危险，向民乐县红水区区长兼民团团长孙振锋进行交涉，派人携带100多张写好的“红军改编为十八集团军，在兰州设有办事处，朱良才在那里接应你们”的传单，进入红水区，向流散红军散发。红军接到传单后，纷纷向兰州进发，由“八办”负责送回延安。
　　
　　流散红军大批离开张掖，引起了敌人的怀疑。高金城与临时党支部商议，决定将支部成员分批撤离。不久，韩起功部的一位处长告诉高金城，马步芳密谋杀害共产党员的名单上有高的名字，劝他迅速离开张掖。但他认为自己担负的任务尚未完成，故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继续设法营救流散红军。
　　
　　9月6日，邱均品得知韩起功已察觉红军人员活动频繁，要准备抓人，高金城也从上层人物那里得到类似消息，次日晚，党支部仍在福音堂小楼召开会议，决定再派刘德胜去兰州汇报情况，刘德胜走时，问高金城：对党有什么要说的？高金城沉思良久，郑重地说：“我坚信共产主义。到了延安，请转告中央，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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