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二章：借来大洋去造反 (第2/2页)

1973年的春节过后不久，毛先生问钱送去没有。
　　
　　章含之说：“今年没有送。”
　　
　　毛先生又问为什么？
　　
　　章含之说：“您忘了，当初说定十年分期偿还，还足两万。去年已是最后一笔，当年借的两万已还清了。”
　　
　　毛先生笑了说：“怪我没说清，这个钱是给你们那位老人家的补助，哪里能真的十年就停！我告诉他们马上补送。”
　　
　　章含之说父亲不会肯收，他当初说那就只收十年。
　　
　　毛先生说道：“你回去告诉行老，从今年开始还利息。五十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这个钱一直送到行老不在为止。他去世了，就停了。你们这一代要靠自己，不要靠父亲的遗产。”
　　
　　周公也知道章士钊在困难时期帮了共产党的大忙，于1959年向章赠房一套（史家胡同24号）。章先生在这里住了13年，直至73年5月赴香港，7月病逝香港。周公还对章的家人说：“行老虽然去世了，但是北京的家仍是你们的家。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欢迎你们随时回来。”后来，章含之与乔冠Hua结婚，又在周公的照顾下，也住进了这所房子，直至1983年乔死。
　　
　　毛先生曾说：他对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钱来偿还的呢？有恩必报，一代伟人；乐善好施，功在千秋！
　　
　　毛先生也曾向徐元清借钱“过日子”
　　
　　“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毛先生曾如此评价红二十五军军长、开国大将徐元清。
　　
　　当我们追寻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红二十五军对中国革命的特殊贡献无法抹去，随着时光的沉淀越发清晰。
　　
　　长征中，红二十五军曾长期与中央失去联系，独立作战、艰苦卓绝。直到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才从国民党报纸上得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北上动向。7月15日又接到交通员带来的几个月前的中央文件，确认了此消息。
　　
　　长征中的红二十五军当天紧急决定，以主力西征迎接中央。他们袭占了胡宗南部的后方基地天水城，迫使国民党军从川西调兵回援，一下子打乱了其阻截红一、四方面军的部署。
　　
　　老蒋恼怒之下，把徐元清与朱、毛并列为全国通缉悬赏额最高的三人，标定头颅赏格均为25万块大洋。
　　
　　8月14日，红二十五军逼近静宁县城，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西(安)兰(州)公路被切断18天，迫使敌人一再抽调原用于堵截中央红军的兵力对付红二十五军。
　　
　　中央红军经过宁夏回族聚居区时，受到了当地群众亲人般地热烈欢迎，当毛先生知道是因为红二十五军之前经过这里时赢得了群众信任，连夸红二十五军政策水平高，民族政策执行得好。
　　
　　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与刘子丹领导的陕北红军巩固发展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的到来打下了基础。这中间，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元清同志，你好!因部队过冬，吃、穿出现困难，特向你借款两千五百元。”
　　
　　这是1935年，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主席写给徐元清的“借条”。当时的中央红军不仅减员严重，各种物资更是极度匮乏。
　　
　　徐元清接信之后大为触动，他下令把军中积蓄的7000银元拿出5000元交给急需补充的中央红军，还抽出许多重要物资和大量驳壳枪送去，解了中央“燃眉之急”。
　　
　　解放后，红二十五军变为了沈阳军区39集团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王牌主力之一，继续承担着保家卫国的重任。
　　
　　无论建国前还是建国后，老一辈革命家都不富裕。
　　
　　1949年后，周公的工资400.8元，邓妈妈347.5元，他们每月拿出一半的工资接济生活困难的亲属，剩下的钱则由秘书保管。有时，周公会问：“我现在有多少钱？”邓妈妈知道后，觉得丈夫只说“我”，不说“我们”，是大男子主义，此后就让秘书给他们分别记账。一次，周公和陈毅请《霓虹灯下的哨兵》剧组吃饭，但周公已经没有钱了，只好用邓妈妈的钱。吃饭时，周公当众宣布：“今天请客的是小超，不是我，我自己没钱了！”
　　
　　抗日战争时期，朱老总在老家的母亲因年迈体衰，又逢荒年，生活困顿。老总无奈之下给朋友戴与龄写信求助：“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向戴借200元钱以解母亲生活之忧。
　　
　　身为八路军总司令，没有一分积蓄，为让母亲度过荒年只得求助于朋友。先辈们廉洁奉公，两袖清风的崇高风范至今读来依然让人震撼。
　　
　　老铁们，当你一掷千金不差钱时，是否会记得家中含辛茹苦的二老，艰苦朴素的前辈？？？
　　
　　当然，起点的票票例外，这可以有，虽说不值几个钱，但有浓浓的情意在里面，这个刀客晓得，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