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七章：抗战内迁企业的摇篮四川 (第1/2页)

第八十七章：抗战内迁企业的摇篮四川
　　
　　小爷甘光复不知道，就在他与老狐狸斗法的时候，翁老先生对他的所作所为感到忧心忡忡，忐忑不安。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翁老先生让黄所长和孙总工对此事严加保密，轻易不要对外人讲起，免得他陷入官场的泥潭无法自拔，只有徐徐引导善加利用，才不会误入歧途脱颖而出。
　　
　　翁老先生打算还要抽空与这个可爱的小家伙好好谈谈，煞煞这小子的锐气，让他懂得的如何低调做人闷声发财……
　　
　　在国民政府机构的设置中，经济部门是最多重叠，所涉及的名目也十分繁杂，仅以抗战前夕为例，就设有：
　　
　　实业部：主管农、工、商、矿、渔牧、林垦、劳工、合作等。
　　
　　建设委员会：主管电气事业及一部分国营矿业铁路建设事宜。
　　
　　全国经济委员会：主管水利、公路、公共卫生建设事宜。
　　
　　军事委员会第三部：主管重工业动员事宜。
　　
　　军事委员会第四部：主管轻工业、贸易、农业等动员事宜。
　　
　　军事委员会第三部资源委员会，主管国营工矿事业建设事宜。
　　
　　军事委员会第三部工矿调整委员会：主管工矿事业调整事宜。
　　
　　军事委员会第四部农业调整委员会：主管农业调整事宜。
　　
　　军事委员会第四部贸易调整委员会：主管贸易调整事宜。
　　
　　然而，战时的体制，应重在简单灵活。所以到1937年12月，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成立经济部，将以上机构或全部或部分并入该部，国民政府的经济中枢机构，始由从前的分散趋于统一。拿他们自己的话说，叫“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经济部于1938年7月31日移迁来渝，进住川盐银行内，是民国时期的典型建筑，坐南朝北，可以说是重庆当时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经济部成立时，部长是翁文灏。
　　
　　翁文灏，我国地质事业的开创者之一。他是晚清秀才，又是留洋博士，其人生经历，更是颇具戏剧性。
　　
　　1932年春天，由钱昌照推荐，翁文灏作为若干专家学者之一，赴庐山为蒋讲学。庙堂讲学，本是中国士大夫“为帝王师”的古老传统，翁文濒自然乐于前往。在为蒋讲完课之后，蒋钦慕其才学，当下就邀翁文灏出任新成立的政府高级咨询机构——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秘书长。翁文灏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如此之举，再三推辞而不得，最后，商定由钱昌照出任副秘书长，在南京执行常务，而翁文灏则挂一个虚名，依然回北平，主持他的地质调查所。不久，南京政府又在不征求他意见的情况下，宣布他为教育部长。翁文灏又以“丁忧”（为继母守孝）为借口而坚辞不就。
　　
　　翁文灏尽管挂了职，但在这一大帮知识名流中，翁文灏的仕途意识恐怕是最淡的。他毕竟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不再像传统士大夫那样，将自己的安身立命完全寄托于治国平天下的狭隘仕途。科学救国，同样是他的理想，同样可以作为安身立命之所在。然而，无心插柳柳成荫。1934年春节，翁文灏在浙江武康境内遭遇车祸，蒋闻报，当即命令医院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并一面调派名医，一面将其家属接来照顾，终于将他从死神那里夺了回来。在庐山讲学时的“知遇之恩”上，如今又加了一层“救命之恩”。翁文灏不可能是那种知恩而不报的人。于是，当蒋再次邀他在学者如云的“人才内阁”中出任行政院秘书长时，翁文灏无法再推托。1935年翁文灏正式入京，弃学从政，开始了自己的仕途生涯。
　　
　　经济部在渝之初，正遇政府西移。这一时期的任务，重点在于组织中国沿海工业和对中国西部地区的开发与建设。1938年1月经济部拟订的《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计划》，明确规定新的工业基地“其地域以四川、云南、贵州、湘西为主”。并组织了4条迁移路线：一是沿长江入川；二是循湘水至湖南，或进而至桂林；三是经常德沅江入湘西或进而再入桂、入黔、入川；四是由陆地辗转赴陕。据1938年底统计，经第一途径迁移的厂矿有134家，机件32328吨，经第二、三两途径迁移的118家，机件5913吨，经第四途径迁移的有20家，机件1011吨。
　　
　　内迁厂矿的目的地，最终以四川为主，特别是重庆。至1940年，翁文灏领导下的经济部共协助政府内迁厂矿448家，机器材料70900吨。其中四川占内迁厂数的57%，而重庆的有243家，占内迁厂数的54%，占迁川厂数的93%。而且这些厂矿除少数在迁移中途失事，机器损失，或与其他同类性质的厂矿合并开工外，完全复工的已达内迁总数的70%以上，使大后方经济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免于最后崩溃，从而一定程度上支持或支撑了抗战局面。
　　
　　随着国府重心的迁移，全国的金融业纷纷向陪都重庆集中。
　　
　　其中，四大家族操控的国四行为——
　　
　　中央银行，实际控制人——蒋
　　
　　中国银行，实际控制人——宋子文
　　
　　交通银行，实际控制人——孔祥熙
　　
　　中国农民银行，实际控制人——陈果夫，陈立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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