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5章 跟随贸易发展经济 (第2/2页)

朝廷对偷税漏税现象查的极其严格，抓到一个就罚到你大出血，罚款也就罢了，还会判刑，花钱都买不通关系。因为凡偷税者都要被当地官署的报纸进行实名通报，利用各种理由和危害批判的体无完肤，名声臭了，整个家族都在当地站不住脚。
　　
　　名声对这时代的古人来说极其珍贵，谁愿意出门被百姓戳脊梁骨？偷税漏税就是置民族与水火之中，与百姓为敌，与国家为敌，大有和敌对国家为虎作伥之嫌疑。这么大顶罪恶的帽子扣下来，商人们也很无语。
　　
　　不过新朝廷在开国三年后，虽然渐渐恢复了税赋，但国内经济发展还是很快的，到处都是投资的机遇。在朝廷准许粮价浮动30%后，带动市面物价上涨，去西部、北部当农场主显然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朝廷对南方的肥沃土地管制极其严格，准许种植经济作物的耕地很少，只能种粮食。但对西北则没那么大管制，除了一些朝廷要求的经济作物，商人们根据土质想种什么就种什么。
　　
　　相当一部分农场主选择种植冬小麦，毕竟市面上面比米贵，9月中下旬至10月上旬播种，翌年5月底至6月中下旬成熟。间隙种种苜蓿、芝麻、胡椒、胡萝卜等其他作物。
　　
　　南方一亩地苜蓿每一茬能收1500斤左右，每年最多可以收割4茬，市价0.35元/百斤，而且对土质要求不是太高。北方是两茬，一亩地一年也能赚个七八元。
　　
　　农场主一般都是一次性从当地官署租种五十亩以上，刨去人工什么的，五十亩地一年能赚三百来元，比在工厂里干手工有的赚头。要是当地官署有什么种植任务下达，那赚的更多。
　　
　　租借贫田、次田和良田、水田各有不同的种法，朝廷对西北的良田水田管制比南方更严格，强制性种植麦子--毕竟粮仓储量关乎当地主政官员的政绩和乌纱帽。
　　
　　就目前来看，中华国施行的是朝廷牵头、国营为主、鼓励私商、宏观调控的计划经济，下放权力给各地官署进行微观调控，有步骤地一点点放开市场管制。盖因商人逐利，很多时候不顾国家发展而盲目跟风地投资，所以，眼下施行计划经济要比市场经济更具优势。
　　
　　就好比商人们手中财富增多后，在粮食溢出的情况下，朝廷放开了酒水管制，结果大批商人进入酒水行业，粮价也就是这么被抬起来的。要不是朝廷规定了粮价30%的强制浮动率，百姓非得抱怨不可。
　　
　　商人们在酒水行当中大赚一笔，财富又是积累起来，一批商人选择去西北投资，一批商人比较思想守旧，宁愿把钱存在银务署里吃“低息”也不愿意去西北。
　　
　　活期储蓄利率降到0.08%，一年定期储蓄降到0.55%年利率，相当一批商人还是不愿意把钱花出去往西北投资。年后发行了近两亿元的五年期国债，把利率降到0.7%，投入市场打个水花就不见，真个叫朝廷无奈。
　　
　　好在是计划经济占主导，朝廷只好从银务署里借商人们的储蓄大力开办国营工厂，吸引私商入股，也算是缓解了这个头疼现象。
　　
　　归根结底，中原百姓“守财奴”的思想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转变，依旧需要朝廷坚持不懈地宣传商业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