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卷 干戈斧钺耀天日 75 蓄力 (第2/2页)
赵恒肃容下拜：“‘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胜败兵家常事，将军能不因小败而沮丧，虽临强敌而奋勇。实我三军之幸！实我晋冀之幸！亦实为主公之幸！”
虽才遭过大败，虽又新得失利；虽也因为年轻的缘故而一时迁怒部将；但是在理智之后，王保保依然斗志昂扬。抛开察罕不论，遍数方今的南北群雄，如张士诚、方国珍之流，若与之相比，真如“碌碌小人”了。
……
“昔日，曹操煮酒论英雄，视海内俊杰犹如无物。今，元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方从哲出使大同，举三国故事类比北方。以我看来，当今的形势，也确与三国时像！请问先生，以为今时今世，谁可堪称英雄？”
“伪汉陈友谅，虽然弑主，群下多有不服而叛，但是却有权术，兵强江南，且剽性狡悍，出没飘忽，尤其贵者，能大困而不馁，屡踬而复振。”
“如此，先生认为陈友谅可称英雄了？”
“性格坚忍，可称强敌。至若英雄，却还不足。”
“为何？”
“今之友谅，论其性，大体类秦末项羽。只是嗜杀寡恩，比之犹有不足。以项羽之强，犹败在汉高之手，更何况他还不如项羽？遑论天下英雄！”
“士诚、国珍、明玉珍、陈友定诸人呢？”
“士诚伪厚，无有远志；国珍地狭，首尾两端。明玉珍势单力薄，陈友谅远在闽地。此等数人亦皆不足言。”
“孛罗、李思齐、张良弼呢？”
“外临大敌，不思进取；坐晋冀、关中之地，自相攻伐。鼠目寸光、不识大局至此，最多算是一群乡野村夫罢了！”
“今之群雄，南则友谅、士诚诸人；北则孛罗、李思齐等人。如先生点评，难道说天下竟无英雄？”
“‘英’者，善识人，不为外物蒙蔽，能直指本心；‘雄’者，有大度，视天下为己任，志向远大。以此推之，地方割据虽多，天下英雄唯有三人耳。”
“谁人？”
“山西察罕，金陵吴国公，及燕王殿下。”
“哈哈。察罕、吴国公固然可称英雄，至于海东邓某？先生谬赞了。”
对话两人，一个是邓舍，另一个却并非洪继勋，而是一个陌生人。年约三旬，身长八尺，美须发，器宇轩昂。边儿又有一人相陪，却是方从哲。原来此人正是罗贯中。
早先，罗国器、方从哲出使松江，见过张士诚后，罗贯中曾去拜访，并且三人之间有过一段对谈。罗贯中因此而被折服，盛赞海东“人才济济”，夸奖邓舍“有识人之明”。他在松江，本是投入在了士诚的幕府中，但却一向不得重用，由此，便就生出了来转投邓舍之意。他籍贯太原，本也就是北人，且邓舍正与察罕鏖战，他刚好可以来献上一些山西的虚实。
邓舍军务繁忙，要换了来投者是寻常别人，肯定不会闻讯就当即召见的。但罗贯中是谁？早在前世的时候，邓舍就对他的大名如雷贯耳，倾慕已久了。因此，不顾洪继勋等的诧异，在他来投的当天就传令召见。
不止传令召见，还专门拿出来了两个时辰，与之叙谈。他既知罗贯中，首先想到的当然便是《三国演义》，故此说了没多久的话，就把话题转入了“昔日曹操论英雄”云云。听过罗贯中的回答，他哈哈大笑。
——，要说起起来，罗贯中把察罕、邓舍列为英雄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什么把朱元璋也列入了英雄行列？须知，朱元璋现在只不过还仅仅是江南群雄之一而已。却是因为他久在江南，对朱元璋较为了解。
这三个英雄列出，完全对了邓舍的心思。
他一边想：“名下无虚士。罗先生就是罗先生，果然目光如炬。这三个英雄说得真是太对了。”欢畅之余，不免想道，“鸡生蛋，蛋生鸡。若是日后，待到罗先生写三国的时候，当写至青梅煮酒论英雄，却是究竟他写得在前，还是因今日的这番对谈而启发在前呢？”瞥眼看见了方从哲，又想起罗贯中适才刚进来时，说及方从哲出使金陵、“舌辩群儒”之事，端得赞不绝口，转而又忽然想道，“‘舌辩群儒’？等他写三国，又到底是诸葛亮舌辩群儒在前，抑或是因方从哲而加重了印象，从而在前呢？”
越想越觉得好笑，足足旁若无人地大笑了小半刻钟，才算停下。从济宁战起，连着这么多天了，也就这会儿，也许是因为想起了三国的缘故，又或者是因为由罗贯中想起了前世的缘故，他觉得最为轻松。
罗贯中待他笑罢，整衣起身，一拜到底，说道：“天下英雄，三足鼎立。吴国公占据金陵，征战江东；察罕与殿下对峙河北，交锋晋冀。而如今的济宁之战，你们三位又都参与其中。由此言之，此战委实干系到了蒙元之气运与天下之走向，南北割据，东西英杰，俱皆观望！在下虽然乍到，但逢此盛会决战，亦不由为之振奋。有一策，请献与殿下。”
——
1，赛因赤答忽。
《明史》没有记载王保保的生父，只是这样写了一句：“扩廓帖木儿，沈邱人，本姓王，小字保保，元平章察罕帖木儿甥也，察罕帖木儿养子，顺帝赐名扩廓帖木儿。”没有他生父的详细资料。
而在赛因赤答忽的墓志铭上，是这样写的：“子三人，长子扩廓铁穆迩，生而敏悟，才器异常，幼多疾，忠襄以母舅氏视之如己子，遂养于家。”
“忠襄”，是察罕帖木儿的谥号。“扩廓铁穆迩”，即扩阔帖木儿。很显然，这就是在说王保保。
赛因赤答忽也不是中原人，更不是姓王，他是蒙古人，“系出蒙古伯也台氏。其先从世祖皇帝平河南，因留光州固始县，遂定居焉”。也就是说，王保保并非如《明史》所言：“沈邱人”，而应该是固始人。
《明史》是正史，似乎也没有见到有明确指出这是一个谬误的，所以，书中对此并不打算争论。姑且备此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