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5章：太学 (第2/2页)

所谓的太学，就是古代版本的高级学校，负责教导学生学习，就跟后世的大学职能差不多。
　　
　　太学是神州古代的国立最高学府。太学之名始于西周。夏、商、周，大学的称谓各有不同，五帝时期的大学名为成均，在夏为东序，在商为右学，周代的大学名为上庠，在洛邑王城西郊。
　　
　　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天人三策”，“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于京师长安设立太学。王莽时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太学零落。
　　
　　当东汉光武帝刘秀称帝后，戎马未歇，即先兴文教。东汉太学始创于建武五年十月(公元29年)，汉光武帝起营太学，访雅儒，采求经典阙文，四方学士云会京师洛阳，于是立五经博士。建武二十七年，建造的太学讲堂“长十（丈）丈，宽三丈“。永建六年(130)，汉顺帝诏修：赶学，“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每年用工徒竟达11．2万人，营建规模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至汉质帝时，太学生人数已有3万余人。
　　
　　“太学”一词在西周时就已经有了，《大戴记》中说：“帝入太学，承师问道。”
　　
　　西周的太学又名大学，天子和诸侯均设之，“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不过辟雍和泮宫不是纯粹的大学，这地方亦如宫廷，贵族们常在这里祭祀、举行宴会、选拔武士、议定作战计划。打了胜仗，也到这里“献俘”“告功”。这是因为：“古人宫室无多，凡祭礼、军礼、学礼，及望气、治历、养老、习射、遵贤之典，咸行于明堂。而明堂、太庙、太学、灵台咸为一地。”
　　
　　上古时期虽然有太学，但一开始明堂、太学混而不分，布政、祭祀、学习等各种活动都搅和在一块儿，不具备封建教育的专业性与系统性，这只能说是太学的萌芽。
　　
　　东汉大儒郑玄曾经注解：“上庠为大学，在王城西郊。”
　　
　　至于夏商周，大学在夏为东序，在殷为右学，在周有东胶，而周朝又曾经设立过五大学：东为东序，西为瞽宗，南为成均，北为上庠，中为辟雍。到了汉代，在京师设太学，为中央官学、最高学府，太学祭酒兼掌全国教育行政。隋代以后改名为国子监，而国子监内同时也设太学。
　　
　　由于在西汉早期，黄老之学盛行，只有私家教学，没有政府设立的传授学术的专业学校，于是汉武帝罢黜百家定儒一尊之后，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始在长安建立太学。
　　
　　最初太学中只设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五十名。从武帝到新莽，太学中科目及人数逐渐加多，开设了讲解《易经》《诗经》《尚书》《礼记》《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周官》《尔雅》等的课程。汉元帝时博士弟子达千人，汉成帝时增至三千人。王莽秉政，为了树立自己的声望，并笼络广大的儒生，在长安城南兴建辟雍、明堂，又为学者筑舍万区。博士弟子达一万余人，太学规模之大，实前所未有。武帝到王莽，还岁课博士弟子，入选的便可补官。
　　
　　所谓五经博士，指的是专门讲授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的士人。
　　
　　汉宣帝时博士增至十二人，王莽当政时又增至三十人。五经博士的学生们被称为“博士弟子”或“太学弟子”。太学初建时为50人，汉昭帝时增至100人，王莽时增至10000人，“博士弟子”有免除赋役的特权。“博士弟子入选”，内由太常负责选择，外由郡国察举。武帝还下令天下郡国设立学校官，初步建立起地方教育系统。太学和郡国学主要是培养能够维护统治的封建官僚，不过太学的行办在传播文化方面，也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魏晋至明清或设太学，或设国子学、国子监，或同时设立，均为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