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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的，与元叉一起辅政的高阳王元雍，荣贵之盛，一食值钱数万，有憧仆六千、使女五百，曾与河间王元琛斗富。
　　
　　这大腿抱的好啊。
　　
　　也许是看到刘腾死后，元叉的放松，知其大势已去，便趁胡太后与元诩南巡洛水时，邀请他们到自己的府邸中，商讨对付元叉之事。
　　
　　正光六年（525年），胡太后与元诩发动政变，解了元叉的职，胡太后再次临朝，改元孝昌。
　　
　　再度临朝的胡太后，将刘腾追夺爵位，刨开刘腾的坟墓，散露其骸骨，并没收财产；元叉被贬为民，之后，有人告发，元叉与弟弟元爪谋反，将两人全部赐死于家中。
　　
　　两人的党羽也被处理，势力散去。
　　
　　经过千辛万苦，再度临朝的胡太后，却并没有好好把握这次机会，朝政舒缓，威刑不立，牧守所在贪惏。
　　
　　去年（正光五年）时，便爆发了六镇起义。
　　
　　这“六镇”，不是指六个镇子，是北魏在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以北边境设置的六个军镇，自西而东为沃野（今内蒙古五原县东北）、怀朔（523年时改为朔州，今内蒙古固阳西南）、武川（今内蒙古武川县西）、抚冥（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东南）、柔玄（今内蒙古兴和县西北）、怀荒（今河北张北）六镇。
　　
　　既然是都城北边，那就是代地一带，还留在代地的北魏贵族，可以划分为旧贵族，对“太和改制”都有自己的看法。
　　
　　有言曰，六镇起义，是因为这些旧贵族远离权利中心，对此表示不满，也有言曰，是因为“太和改制”破坏了原来的供给系统，呃，就是说，原来将军们的财富都是靠抢，改制后，跟汉人一样，拿俸禄，而且对这些人的补给没有到位，便起了乱。
　　
　　狗熊认为，这两点都有。
　　
　　对于第一种说法：
　　
　　北镇不设州郡，以镇、戍领民，号为镇民，主要是鲜卑拓跋部民，地位较高。随着北魏疆域的扩大，强制汉族及其它族的大族豪强、部落酋帅徙边。
　　
　　文成帝以后，又不断发配囚犯戍边，从此镇民的地位日益下降。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北镇失去军事上的重要地位。
　　
　　进入中原的包括拓跋在内的各族贵族加速汉化及封建化，而北镇仍然保持着鲜卑化倾向，镇民被称为“府户”，属于军府，世袭为兵，不准迁移。六镇鲜卑和鲜卑化贵族与将士的待遇及升迁不如洛阳鲜卑贵族。这种排斥鲜卑武人的政策在当时京城洛阳也能看到。
　　
　　再来说说第二种说法：
　　
　　太和改制后的皇帝，高祖孝文帝元宏、世宗宣武帝元恪、肃宗孝明帝元诩，这三个皇帝，元宏最为整敕，之后两个皇帝，一个不如一个。
　　
　　朝政舒缓所带来的局面，便是各种妖魔鬼怪横行。
　　
　　关于六镇的实质：
　　
　　六镇即便是作为镇将的统治阶级来说，在北魏的统治序列中只是处于中层，并非北魏统治的核心成员。
　　
　　以婚姻来讲，六镇的领民酋长以及汉族豪强、代地豪帅之间多有通婚的记录，本军镇之间互相笼络屡见不鲜，却很难同北魏的勋贵阶层和汉族高门联姻。
　　
　　从地位上来讲，六镇的将民在孝文帝迁洛并没有经历很大的改变，基本上六镇地区镇将和镇民之间还是保持了原有的统治关系。
　　
　　关于补给：
　　
　　太武帝之后，随着对柔然作战的逐渐减少，北魏对于六镇的供给开始转为输血模式。
　　
　　献文帝时，北魏在南征战果颇丰的情况下实行了租输三等九品制，即通过编户资产的多少分为三品和九等来评定编户应该缴纳多少赋税的制度。
　　
　　作为赋税征收依据，北魏的上三品户输入京师，中三品户输入他州要仓，下三品输入本州。
　　
　　而对于六镇地区来说，三等九品租输制为其提供了一个自京师达于边镇的供给体系，除了本地的赋税收入之外，还有来自于临近六镇州县的补给和京师平城的输血，这在孝文帝迁洛以前，这个体系基本保证了六镇的供给问题。
　　
　　在迁洛之前，担心由于迁都导致六镇断粮的孝文帝，多次下诏加大对六镇地区推行“三长制”和搜括隐户的力度，试图推动六镇地区的农业发展。
　　
　　事与愿违的是，因为六镇地区的豪帅垄断了军镇中大小职务并通过联姻、乡里关系等构成了共同的利益关系，三长制这种以“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里为党”分设三长来推行均田，并严重损害豪帅利益的制度在六镇地区实行基础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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