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 冤枉 (第1/2页)

从情报来看，似乎军统头目戴利与周呼海之间也有直通的无线电联系。并且有若干关键特工很好地隐藏在南京政权的警察和安全机关中，他们有时候为军统工作，有时候则为伪政权效劳，包括对于爱国者的逮捕、拷打和处决。
　　
　　整个战争期间，最终究竟忠于谁的问题，对于爱国者和通敌分子来说，都是最大的问题，并无十分清楚的选择。犹如之后的法国，抵抗的情况那样。
　　
　　中国的历史学者从未充分地面对通敌分子问题(部分原因是有如此多的通敌分子，实在太多。)，历史学者研究这一主题时，将不得不对付“选择的清晰性”问题，哪怕仅仅为了展示当时人们的目的是如何各不相同。
　　
　　当至少三个政府(重庆国民党政府、南京伪维新政府、延安政府)的特工们在长江下游与沿海省份，面对着日本占领军，为了取得战后的有利地位而展开竞争时，其敌、友之间的区分确实很不容易搞清楚。
　　
　　以顾楫为例，法国人把他当作得力干将，国民政府也同样如此，只有知道他真正的政治信仰。
　　
　　有趣的是，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确实在替法租界做事，同时也在尽力维护着国民党的利益，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也都得到了来自边区上级的指示。
　　
　　这种混乱局势下，各方都会作出必要的妥协，在利害之中做出明智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留在上海的许多知识分子对于其共同处境的感觉。好者至多是心情矛盾，坏者则颇有负罪感的原因。
　　
　　用这种角度重新审视徐恩佐他们时，蒲素发现自己之前的判断，似乎也发生了极大地偏差。
　　
　　徐恩佐既然被他在沪西歹土擒获，自然是日本人没把他弄死。只是说他卖主求荣，依靠叛变保全了自己的性命，似乎对他们又有点不公平。
　　
　　徐恩佐他们被公共租界引渡到了虹口，在梅机关的黑牢里，经历过没日没夜的连续审问后，最后不知在里面待了多久，抱着必死心态的他们，又被转移到了76号。
　　
　　几个人在梅机关全都苦头吃尽，生不如死。从来没有像那样，徐恩佐恨不得自己能尽快死去。那样的话不仅可以成仁，某种意义上满足了以身报国的心愿，也能摆脱那无边的痛苦。
　　
　　只是转移到了76号以后，日子突然好过了起来。虽然还是被关押在牢房，却再也不是单独关押，几个犯人关押在一个牢房，屋顶上面还有天窗，能看到久违的天空，知道黑夜什么时候来临。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连正常提审一次都没有。三个人的交代里都显示出76号的待遇，起码比在蒲素这边的日子好多了。之前在大宅下面的地库里，他们除了没挨打，没被审讯，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每天供应的冷水加馒头，也只是勉强维持他们活着。
　　
　　后来又一天，在给他们送饭的狱卒走后，徐恩佐从馒头里吃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八个字“虚与委蛇、彻底交代”。徐恩佐是个好学的青年，自费筹措抗日经费的同时，还不忘去念夜校，提高自身政治修养。
　　
　　只是他翻来覆去研究了很久也没搞明白这八个字的意思。“虚与委蛇和彻底交代”，这里面的意思显然是矛盾的。
　　
　　此时，身陷囹圄已经绝望的徐恩佐，起码可以肯定一点，这张纸条必然是军统的同志想办法传递进来的。
　　
　　这事没法和关在一起的其他人商量。能把纸条用这种方式递进来，显然在这里也不是一般的人。这时的徐恩佐，虽然还没被提审过，只不过也不用多想，除了76号，上海也没其他让他这种人待的地方了。
　　
　　思来想去，他最终还是决定，对于那个“虚与委蛇”先走一步看一步，这句话的意思无非就是他做戏，但是做到哪一步，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后面的“彻底交代”就很直白了，大抵就是有什么说什么的意思。
　　
　　他当时不知道，之前和他有关系的那帮人，那时候还在外面的，几乎一个都不剩了。大部分被工部局和他一样被送到了日本人手里。只不过，绝大多数都没他的运气。当时他落网的时候，整个系统还没崩溃，他还有价值，所以被76号要了过去。
　　
　　现在嘛，实在是他说还是不说，都没啥区别。
　　
　　打定主意的徐恩佐，想好了之后也就不管了。只等着啥时候要对他提审，就按照纸条上的指示办，竹筒倒豆子有啥说啥。
　　
　　说来这个纸条也确实来的是时候。之前那么多天都没有动静，而接到纸条的当天半夜，睡的迷迷糊糊的徐恩佐就被狱卒踢了起来，带着镣铐去了提审室。
　　
　　审讯他的一共有四个人。当时他分不清谁是谁，在假装不老实了一二十分钟之后，他要了一支烟，以一种彻底崩溃的姿态进行了坦白。
　　
　　以蒲素看到的，三人之间可以相互印证的材料来看，徐恩佐其实是个极具报国情怀的热血青年。更加难得的是，他不仅有想法，还有行动。
　　
　　从他变卖店铺，筹措经费，组建小团体参加活动中就能看出。在受到挫折后，继续开店自救，然后在经营状态好转时，用赚来的法币，继续开展救国行动。而且数次参与了正规军的行动，也组织了大量的爱国青年一起投身爱国行动中。
　　
　　唯一可惜的是，在最终导致他那个团队被捕的行动前后，充分暴露了他的草率和鲁莽，而且极不严谨，一点特别工作应该遵守的规矩都没有。
　　
　　算起来他也是个军统的特工头目，只是军统对这些爱国青年的任用上，实在是只把他们当做一次性的炮灰。仿佛一次之后，每能多用一次，都是白白赚来的。
　　
　　首先，没有对他们进行必要的针对性培训，哪怕是一些基础也没有。材料里反应，也就是进行过一个短期的军事训练。至于情报和特别任务方面的训练，或许只是口口相传，口头提点了几句。
　　
　　而且不难看出，他被忽悠的比较惨。在自述材料中，他始终认为自己加入的是“蓝衣社”。在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之后，戴利之前组建的蓝衣社好像就和之前完全不同了。其荒谬之处在于名称本身在上海进行地下活动以对付伪政权和占领军的军统或忠义救成员统统称之为“蓝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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