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北地的盘算 (第1/2页)

作为白主松平家的笔头家老，直秀有家禄万石，身上还挂着一个官位——从五位下安房守，可要参预幕政啊，如今还是老猫嗅咸鱼，嗅香、嗅香（休想）啊。
　　
　　因此，他只能通过操纵或者怂恿他人来达到目的。
　　
　　但“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这扶桑全局如今是怎么演变的，这个总要搞清楚先。
　　
　　根据北地众人的分析，如今这文久二年（1862年）的时局动荡，既可以说是幕府自作自受，也可以说是形势如此以致大势难违。
　　
　　说幕府自作自受呢，源自其应对不当：
　　
　　虽然自嘉永六年（1853年）黑船第一次来访起，德川本家对外表现软弱，就引起了民间和诸多诸侯的不满，但直到安政五年（1858年）六月，这种不满更类似于抱怨，“怎么就不听我的呢”。
　　
　　说实话，这种抱怨也就是痛快一下嘴皮子，根本不敢也不会与幕府权威直接对立——当然了，攘夷旗帜齐昭是当面喷人的，但他当时也是喷完就算了，就算搞点小动作，那也属于普通政争的范围。
　　
　　可当年六月，扶桑与米人签署了正式的通商约书，这件事将争斗升级了。
　　
　　其实签就签了，当时整个扶桑对开埠的后果还没啥深刻认识，都是假设、假如而已。
　　
　　可当时的幕府执政“大老”井伊，千不该万不该，他不应该独走——好歹你和大家打声招呼啊，这面上过的去，也许后来的形势就会缓和的多。
　　
　　但这也属于事后诸葛亮，就齐昭那个犟脾气，不见棺材不掉泪，甚至可能见了更来劲，所以商量估计也没啥用。
　　
　　可治政的大部分奥妙就在于巧妙的妥协，这大老井伊先冒险掀了座卓饭台，好么，反正扶桑是分餐制，你掀了我的，那我——我就算了。
　　
　　当时井伊处分了齐昭一系，齐昭等人也暂时忍了，本来事情可以到此为止，然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看热闹的不嫌事大，京都小朝廷当年八月一封戊午密敕，就把火拱起来了。
　　
　　按理说，井伊要是个稳重老成的，那就置之一笑即可——“不可开无谋之兵端以亡人寿”，你老对别人说这个，可怎么轮到自己就忘了呢。
　　
　　要不怎么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呢，这自知、自制，天资神授的有，但少见啊，大部分都还得慢慢磨。
　　
　　其实，井伊直弼以前是个富贵闲人——这是他自己说的，直到弘化3年（1846年），当时的彦根家主，直弼的哥哥直亮绝裔，他才被立为世子，嘉永三年（1850年）直亮过世，直弼才得以继承家主之位。
　　
　　井伊家在德川幕府成立前就是大名，向来被称为“谱代中的谱代”，被视为谱代大名之首，就算在谱代四名家“井伊、酒井、土井、堀田”里面，那也是傲视群雄的。
　　
　　就拿幕府名义最高的役职“大老”来说吧，在直弼之前，十一任大老里面，井伊家占了六任，而且第一任和最近四任，那都是出自井伊家——啥叫豪横，这就是豪横。
　　
　　举个例子好了。
　　
　　国友一贯斋（生卒年），就是和岩桥善兵卫齐名的那位神匠，此人是制造出扶桑第一把实用气枪，反射天文望远镜、玉石灯(下层水上层油的灯)、怀里笔(简易自来水毛笔)、强力弩、神镜(反射所成的图像就是铜镜背面的纹样的镜子)和“町间见积远眼镜”（测距仪）的那位。
　　
　　文化八年（1811年），彦根藩井伊家要求国友村制造200匁目玉筒（大炮），但是村年寄们认为这次订购没有幕府的批准，所以没有开工。此事惹怒了彦根藩，取消了一切与国友锻冶的订单。由于地处彦根藩辖境内，这次冲突无疑是国友村史无前例的大危机。
　　
　　国友村作为幕府直管的锻冶之地，为了继续生存，把官司打到了江户。可文化十四年（1817年），这件事却以国友村的两个年寄被惩罚而收场。
　　
　　从此之后，国友村一蹶不振，基本上就算废了——井伊家不依不饶，继续找茬啊。
　　
　　这井伊家大模大样地私购军国利器，被人揭露之后还啥事没有，这说不横都没人信啊！
　　
　　家风如此，井伊又是半路出家的掌舵人，那后面的刚愎自用也就可以解释了。
　　
　　安政五年（
　　
　　1858年）九月到安政六年八月，他主导发起的戊午之难，从齐昭一系的强力攘夷派到朝廷公卿开始，再扩展到开国派、调和派，几乎将政敌一扫而空。
　　
　　到后来，井伊自己也有些后悔了，开始和各方修补关系，但甜枣还没送完，安政三年（1860年）三月，这位就被以水户为主的各家浪士刺死。
　　
　　他死了，小朝廷立马改元，“安政”变“文久”，说是因为江户城火灾等事件，取《后汉书•马融传》里“丰千亿之子孙，历万载而永延”之吉句，以求上天和诸神垂怜护佑，可谁不知道，这是皇室和公卿的庆贺，“井伊这个祸害可死了，以后的日子好过了！”
　　
　　但好事多磨啊，井伊是死了，可登场的却不是尊王的齐昭一系——调和派卷土重来了，你说这事搞的。
　　
　　但直秀等人说“幕府自作自受呢，源自其应对不当”，除了有井伊的锅，这调和派也跑不了。
　　
　　调和嘛，左右逢源而已，但这事干不好的话，就会变成“左右受气”。
　　
　　久世、安藤等老中，不能说没有实力——没实力也干不了两年，但问题是，这能力不够啊。
　　
　　安政六年六月（1859年7月）起，长崎、神奈川（横滨）、箱馆对外开埠，然后物价沸腾、民不聊生。
　　
　　而万延铸币（1860年）、发行一当四铜钱（1861年），这两手只顾着救幕府自己，算是彻底把人品败光了——是，对各家有些手当金补贴，可“杯水难救车薪”，何况大头还不是被江户搂走了。
　　
　　而五品江户回令（1860年），这统购统销的费劲折腾，到了也没根本解决物品短缺、物价上涨的问题。
　　
　　所以嘛，干不了就别干，久世、安藤一系下台可以说是众望所归。
　　
　　最终，两人落到文久二年（1862年）几乎人人喊打的局面——齐昭一系的强力攘夷派、井伊背后的佐幕强硬派、京都的小朝廷、浑水摸鱼的强藩和希冀自救的诸侯、旗本，都觉得不满意啊。
　　
　　但直秀也想过，这其实也不能完全算幕府自作自受，形势如此、大势难违啊：
　　
　　这农业国对外通商，还没有啥有力控制措施，这工业品，哪怕是初级工业品大量涌入，咔嚓咔嚓的大剪刀挥舞起来，就算神仙他也该跪也得跪啊，何况是久世、安藤等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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