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9章 司马昭之心 (第2/2页)

“所有民国各法令除与国体抵触不适用各条款外，仍应存其效力。又接准各省区国民代表大会文电，一致推戴今大总统为皇帝。伏查帝室典章，历代均有通例，其《选举大总统法》亦当然废止。兹谨将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票数汇开总单，又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又各界推戴文电，附咨赉送，应请大总统钧鉴施行。”
　　
　　当天下午，袁世凯装模作样地将推戴书发还，并有咨文答复参政院说：
　　
　　“查《约法》内载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惟推戴一举，无任惶骇。天生民而立之君，大命不易，惟有丰功威德者始足以居之。本大总统从政垂卅年，迭经事变，初无建树；改造民国，已历四稔，祸患纷乘，愆尤丛集，救过不赡，图治未遑，岂有功业足以称述？前此隐迹洹上，本已无志问世。遭遇世变，谬为众论所推，不得不勉出维持。
　　
　　“舍身救国。然辛亥之冬，曾居政要，上无裨于国计，下无济于民生，追怀故君，已多惭疚。今若骤跻大位，于心何安？此于道德不能无惭者也；制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能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本大总统于正式被举就职时，固尝掬诚宣言，此心但知救国救民，成败利钝不敢知，劳逸毁誉不敢计，是本大总统既以救国救民为重，固不惜牺牲一切以赴之。
　　
　　“但自问功业，既未足言，而关于道德信义诸大端，又何可付之不顾？在爱我之国民代表，当亦不忍强我以所难也。尚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本大总统处此时期，仍以原有之名义，及现行之各职权，维持全国之现状。除申令宣示外，相应咨复贵院，并将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等件送还，希即检收查照可也。此咨代行立法院。”
　　
　　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有一人，开了中国历史上通过（符命）禅让作皇帝的先河。从安汉公—宰衡—假皇帝—真皇帝其计八年，中国历朝除了贵族革命及平民革命之外，另开篡夺之例。这个人就是王莽。
　　
　　王莽，字巨君，魏郡元城县（今河北省大名县）人，西汉权臣、新显王王曼第二子、孝元皇后王政君侄，新朝开国皇帝。
　　
　　这是个历史上争议极大的人物，他当皇帝后，将天下田改曰王田，以王田代替私田；奴婢改称私属，与王田一样，均不得买卖。其后，改革币制、官制，规定盐铁官营，山川河流收归国有。因此，被有些人誉为改革家，称其为有作为的，杰出的政治家。
　　
　　但也有很多人则持相反意见，认为“王莽是一个政治投机家，是以改良主义、复古主义作掩护来进行其政治投机勾当的”，认为“王莽的所谓改革，不过是“一系列违反历史发展的所谓改制，这是想把历史拉回头的复古行径”。
　　
　　有人将其的所谓改革概括为四：第一，无关国计民生，毫无实际意义；第二，倒行逆施，违反历史规律的；第三，实际办不到、行不通；第四，与民争利、夺民生计的。并据此认定“王莽根本不是一个什么有胆识的改革家，而是十足的皇帝迷，……是一个好大喜功的野心家”，“一个可耻的政治角色”，“典型的伪君子”
　　
　　王莽在称帝前，也曾模仿《大诰》写了一篇文章，说明自己摄位是临时的，将来一定要将皇位归还汉室。但这不妨碍他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公元9年1月15日），逼迫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接受孺子婴禅让后称帝，入高祖庙拜受，御王冠即天子位，改国号为“新”。王莽即新始祖，改长安为常安，年号称“始建国元年”。
　　
　　历史上还有司马昭其人，篡政的野心人人皆知，就是人们常说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还挖空心思欲盖弥彰。
　　
　　袁世凯将推戴书发还的造作和故作姿态，比起历史上王莽和司马昭，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他这样做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力图洗刷其背叛清朝、背叛民国的无耻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