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6章 无稽之谈 (第2/2页)

毫无疑问，胡适说的“主义”,应当也涵盖马克思主义。但读原文，胡适并不一般地反对谁信奉马克思主义，更不是谁信奉马克思主义，就和谁过不去。他只是提出，任何主义都“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应该反对的吗？
　　
　　如果像信奉宗教一样信奉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人不管把自己标榜成多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人肯定比胡适离真理更远。
　　
　　卡尔•波普尔说过，多见一只白天鹅不能证明所有天鹅是白的，因为只要有一只其他颜色的天鹅出现，“天鹅皆白色”这个命题就会被推翻。既然谁也无法保证此“真理的白天鹅”可以永远不被证伪，那么“非真理”、“非主流”的价值就有自我尝试的权利。换言之，人类没有一劳永逸的真理，只有基于经验与创造而生的源源不断的知识，人类只能“通过知识寻求解放”。
　　
　　胡适后来说，对于“新文化运动”，自己比较喜欢用“中国的文艺复兴”一词，因为它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很多相同之处：一是对新语言、新文字、自我表达新工具的需要；二是对人类解放的要求，把个人从传统的旧风俗、旧思想和旧行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后来曾说：“那时我有一个主张，认为我们要替将来中国奠定非政治的文化基础，自己应有一种禁约：不谈政治，不参加政治，不与现实政治发生关系，专从文学和思想两方面着手，做一个纯粹的思想文化运动。”他在《口述自传》中遗憾地认为：“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
　　
　　可以说，胡适的这篇文章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希望对这种政治转向有所校正。胡适在文中指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的；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详细分析讨论之后，胡适最后说：“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9月，胡适将自己八年来翻译的十篇短篇小说结集为《短篇小说第一集》。
　　
　　胡适译，《短篇小说（第一集）》，（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民国八年十月初版，民国十七年十月便已十一版。
　　
　　胡适译《短篇小说》第一集，或许可以作其尝试汉语改革的一个标本。
　　
　　该书共收十一篇小说和一篇论文。其中，用文言翻译的小说有三篇，其余是白话。论文的语言也是白话。这个比例，说明胡适当时已明显偏向于白话写作。
　　
　　他在该书“译者自序”中说，这些小说“不是一时译的，所以有几篇是用文言译的，现在也来不及改译了”。如果来得及，看来胡适是希望把他译的短篇小说全部用白话文字提供给读者。
　　
　　胡适说过，他极想提倡短篇小说。当时国内短篇小说大概尚未脱离初学阶段，很多文人不大懂短篇小说是什么样子，该怎么写。似乎不够长篇的小说就是短篇小说，而且有个基本模式。诸如“某生，某处人，幼负异才，一日，游某园，遇一女郎，睨之，天人也”，被胡适斥为“滥调小说”。
　　
　　胡适遗憾自己不能创作，无力做出示范，于是介绍外国名家的名著，如都德的《最后一课》、莫泊桑的《梅吕哀》、契诃夫的《一件美术品》、高尔基的《他的情人》等等，另外加上论文来做解说。
　　
　　这番用心，来自胡适所感知的社会文化变迁带来的文学体裁变化。他已经看出，“最近世界文学的趋势，都是由长趋短，由繁多趋简要。世界的生活竞争一天忙似一天，时间越宝贵了，文学也不能不讲究经济；若不经济，只配给那些吃了饭没事做的老爷太太们看，不配给那些在社会上做事的人看了。”
　　
　　从文学自身看，世界进入现代阶段，老的语言工具已经不能充分表达现代人的思想和观念，需要寻找新的语言工具。短篇小说应是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