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2章 武汉见蒋 (第1/2页)

自从2006年，蒋介石日记由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分四批逐年公开之后，胡蒋关系，差不多一直是是个很热门的话题。其中蒋介石在日记中对胡适的评点成了研究者争相引用分析的材料，其结论大致是：台湾时期的蒋对胡在表面上礼贤下士，优礼有加，而实际上则恨之入骨，视胡为心头大患；而胡则始终只是蒋手中的一颗棋子，任蒋玩弄于股掌之间。蒋的虚伪，胡的软弱，一时间成了胡蒋关系研究的主调。
　　
　　然而，同样的材料，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也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蒋在公开场合和日记中对胡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固然可以解释为表里不一，但也不应该忽略蒋以一个政治领袖对一个知识份子的容忍和克制，从中也可以看出蒋对胡是相当忌惮的。胡绝不是任蒋玩弄的一颗棋子，而是一粒“雷丸”，蒋对胡的处置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当然，胡也从不滥用他特有的地位和威望。胡有他的容忍，也有他的抗争，但容忍和抗争都有一定限度。胡从不是一个“玉碎派”，从留学时期，在中日交涉上，他就不主张“以卵击石”。“以卵击石”，在他看来，不是“壮烈”而是“愚蠢”。这也可以理解为“顾全大局”。当然，所谓“顾全大局”往往也是“妥协”的另一种说法，这是胡被视为软弱的主要原因。
　　
　　有人说，胡在面对蒋时，有他温和持重的一面，不能让看客痛快地叫好。但除去敌对方，试问在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当中，还有谁能如此不卑不亢地向蒋进言，向国民党抗议？还有谁能让蒋彻夜难眠，让他觉得当众受辱？除了胡适，很难能想出第二人来。胡是温和的，但温和未必软弱，更未必无能。胡有他坚持的原则，他从不做“政府的尾巴”，从不随声附和，也从不歌功颂德。论胡蒋关系，如不和其他人进行比较，则不免失之片面和主观。在比较蒋介石-林语堂关系之后，不难看出，胡适和他同时代的人相比，在面对政治威权时，表现了中国知识份子少有的独立和尊严，在中国近代史上堪称第一人。胡适代表的是中国知识份子“以道抗势”的优良传统，林语堂晚年则较偏向“以道辅政”。而蒋介石的人格也可以透过他和胡适和林语堂关系的描述，浮现出一个更清楚的形象。
　　
　　当然，这为后话。
　　
　　1932年11月28日，正在武汉大学讲学的胡适忽然受到了蒋介石共进晚餐的邀请。前边说过了，之前胡适曾致信给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请他转送一套自己主编的《新月》杂志给蒋介石。
　　
　　此时蒋介石已是“国府主.席”兼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而胡适也是遐迩闻名的新文化运动旗手。
　　
　　当时正好蒋介石“剿匪”也就是剿共，住在武汉。而胡适是受武汉大学的校长王世杰的邀请来“武大”，蒋与胡看似偶遇，知道内情的人会知道这是精心安排。武汉大学的校长王世杰是胡适的朋友，他邀请胡适来“武大”是在正常不过的事。
　　
　　但王世杰还有另一身份，我们不妨看一下他的简历。
　　
　　王世杰（1891年3月10日—1981年4月21日），字雪艇，行五，湖北崇阳人。早年入天津北洋大学采矿冶金专业学习。
　　
　　1911年武昌起义后，返回武汉任都督府秘书。
　　
　　1913年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后转入巴黎大学攻读法律。为上海《时事丛报》和北京《晨报》撰写特约通讯。并为《东方杂志》撰文，宣传现代法学观念。
　　
　　1920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回国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系主任、北大教务长等职。
　　
　　1927年转赴南京，后任南京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起草制定《反革命治罪法》、《劳资争议处理法》等，全力为蒋政府效力。同年12月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
　　
　　1928年被南京政府派往国外，任海牙公断院公断员。
　　
　　1929年5月担任武汉大学校长。
　　
　　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开始时，主张依赖国际联盟解决问题，支持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此后历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兼整理内外债委员会委员等职，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兼政治部指导委员。
　　
　　1938年6月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12月加入新政学系。
　　
　　1939年后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设计局秘书长、三青团中央监委会书记长等职，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1943年随蒋介石到埃及，出席开罗会议。
　　
　　1945年出席国民党六大，与潘公展等组成特种审查委员会，起草《对中共问题的决议》，主张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
　　
　　1945年秋任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随宋子文赴苏联谈判。10月作为国民党代表之一，与毛、周等中共代表举行重庆谈判。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