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7章 鲁迅逝世后 (第1/2页)

1936年10月19日，文学巨匠，中国新文学奠基人鲁迅在上海逝世。文化界和人民大众为鲁迅举行了极隆重的国民葬，在他的棺上覆盖着“民族魂”白底黑字的旗子。对鲁迅先生的评价，这三个字也许比千言万语更有份量。毫无疑问，鲁迅的伟大思想和精神，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将永远放射不灭的光辉。
　　
　　对鲁迅先生的不幸逝世，不管认识还是不认识，千千万万的人都沉浸在深切的悲痛之中，人们怀着敬意，缅怀先生的丰功伟绩，但是，也有不同声音。
　　
　　时在武汉大学任教的苏雪林，于鲁迅逝世后不久，即致书胡适，宣布要“向鲁党挑战”，对鲁迅进行人身攻击。使人大跌眼镜的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竟像一个泼妇一样，谩骂鲁迅是什么“刻骨残毒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比的小人”。她还将写给蔡元培先生的一封信稿寄给胡适，征求胡适的意见。这封信埋怨、指斥蔡先生，不应该参加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不该主持鲁迅的葬仪，不该担任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筹委。信中为被鲁迅批评的现代评论派和胡适抱不平。骂鲁迅是什么“腰缠久已累累”，“身拥百万之产”啦；什么“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啦；什么“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苏雪林（1897—1999年），安徽太平人。知名女作家、学者。原名苏小梅，1919年改名苏梅；字雪林，笔名绿漪、老梅等。苏雪林毕业于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法国留学回来后一生从事教育，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国立安徽大学、武汉大学任教。后到台湾师范大学、成功大学等任教。她是位多产作家，其作品有小说散文集《绿天》，历史小说集《蝉蜕集》，自传体长篇小说《棘心》，散文集《屠龙集》，散文评论集《蠹鱼生活》《青鸟集》，历史传记《南明忠烈传》，回忆录《文坛话旧》《我的生活》《我与鲁迅》，戏剧集《鸠罗那的眼睛》，专著《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中国文学史》，古典文学论著《唐诗概论》，论文集《蠹鱼集》，以及《苏绿漪佳作选》《苏雪林选集》等，另有一些译作。苏雪林的创作常写个人生活经历，笔致秀丽畅达，不乏女性作家温婉、幽丽的气质。
　　
　　这样一个很有才气的女文人，何以对鲁迅这么大的火气呢，这件事应该是是文坛的一个不解之谜。
　　
　　此前，苏雪林曾在鲁迅面前谦称为“学生”，可见其对鲁迅先生是敬重的。1934年，苏雪林曾在《国闻周报》上发表《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一文，对鲁迅的《阿Q正传》等小说创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苏雪林说：“鲁迅是中国最早、最成功的乡土文艺家，能与世界名著分庭抗礼”。还说：“谁都知道鲁迅是新文学界的老资格，过去十年内曾执过文坛牛耳……”苏雪林认为：“鲁迅的小说创作并不多，《呐喊》和《彷徨》是他五四时代到于今的收获。两本，仅仅的两本，但已经使他在将来的中国文学史上占到永久的地位了。”
　　
　　但在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去世后，苏雪林对鲁迅先生的态度却忽然转变。二个人其实没有什么个人恩怨，有知情者说，只是源于几件小事。
　　
　　1928年的一天，上海北新书局的李老板作东，请他旗下的作家吃饭。大家都知道鲁迅会参加，能和鲁迅这样的名人坐在一起，众人自然很期待。
　　
　　自带光环的鲁迅终于走了进来。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立马起身，热情地向鲁迅介绍着在坐的每一位宾客。
　　
　　一位30岁左右的女子站了起来，笑脸相迎、如沐春风一般主动伸出了右手。然而，鲁迅只是微微点了点头，示意知道了，便坐在了自己的位子上，从兜里掏出了一支烟。
　　
　　刚才的欢声笑语戛然而止，目光都聚焦在了女子的身上。女子脸上浮现出一丝的尴尬，她极不自然得收回了自己的手，坐了下来。
　　
　　宴席还在欢快的氛围中继续，只是鲁迅没想到他的这一无心之举，竟然深深伤害了一个人，就是民国女作家苏雪林。
　　
　　这时苏雪林对鲁迅的敬意本已经降到零了，可是鲁迅在席间大骂一个叫孙福熙的人，说这个人卑鄙无耻、做作一类的话。这让苏雪林更为生气，因为这个名叫孙福熙的人是苏雪林在法国的好朋友。
　　
　　其二是因为杨荫瑜。杨荫瑜是中国第一个女子大学校长，也是近代史上很出名的人物。她曾经开除过三个女学生，其中就有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女师大曾经爆发了一件大事，就是学生集体要求罢免校长杨荫瑜。
　　
　　鲁迅写了很多文章指责杨荫瑜，甚止还对杨荫瑜发出警告：“同人等早已否认先生为校长，请以人格为重，幸勿擅入校门。”苏雪林很生气，因为杨荫瑜是她的授业恩师，恩师有难，学生岂可不救？于是苏雪林就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大量声援杨荫瑜的文章。这一次算是苏雪林和鲁迅正面交锋，可是最终的结果是杨荫瑜被罢休了校长职位。这令苏雪林更是气愤。
　　
　　还有就是苏雪林小说散文集《绿天》发表后，得到界内好评，她曾有些得意的将此书寄给鲁迅，请求指教，但如石沉大海。
　　
　　如果还有什么原因的话，那就是因为胡适。苏雪林说，对文化界人物，她“最敬重者，唯有胡适先生一人”，并自命为胡适的再传弟子。她与胡适既有同乡之亲（同为徽人），又有师生之谊。1919年，苏雪林在北平女高师求学时，胡适曾授其《中国文学史》（上）一年。苏自言，她那时生性羞怯，从不敢执卷到胡先生讲桌前请教书中疑义，更不敢趋访。当胡适在班上说他写的为呼吁尊重女权、主张男女平等的《李超传》比《史记》中的《汉高祖本纪》《项羽本纪》还要有价值时，“吓得我们舌挢而不能下”，以为此说是“荒天下之大唐”。后见胡文刊世，女子要求继遗产权不绝，宪法为之修，方有所悟。胡适诸人创办的《新青年》《新潮》，“列举旧礼教之害，则颇惬我心”，遂敬意大增，由钦敬到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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