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五十三章：一件景泰蓝，十箱官窑器 (第1/2页)

“想什么呢？长得牛高马大还怕这些？”
　　
　　郭春瞪了王泽一眼，心中有些好笑。
　　
　　“怕啊！谁不怕啊？”
　　
　　王泽声音都提高了几分。
　　
　　“清明插柳端，午插艾，艾置于家中可以‘避邪’，这里整间屋子都是艾烟，真有那些东西，它们躲都来不及呢。“
　　
　　古代就有将艾草制成人形或虎形，称为艾人、艾虎，或制成花环、佩饰的习惯，不仅美丽芬芳，还能用以驱瘴。
　　
　　郭春的话令王泽心中大定，指着如同木偶般，一动不动的王会长，问道：“那王会长这是？”
　　
　　“估计这熏炉是件了不得的宝物。”
　　
　　郭春认识王会长那么久，还是第一次看到它如此失态，他拿起放置在桌上的矿灯，照向地上的熏炉。
　　
　　香炉不算太大，直径十几厘米，通体灰黑，圆形，鼓腹，下承三兽足，带有双耳，双耳上皆有一条螭龙盘旋，炉盖盖壁鎏金镂空蟠夔纹，云龙纹盖顶，形灯光照耀下，炉身散发出七彩的光芒，隐约可见缠枝莲花纹的图案。
　　
　　“原来是景泰蓝啊！”
　　
　　郭春总算明白王会长为何会呆若木鸡，一动不动了。
　　
　　华夏古代工艺中，绝大部分都是官民共享，例如瓷器，有官窑也有民窑，玉器在宫廷和民间都有制作，但只有一种独特的工艺，在清末同光中兴之前是宫廷独享，供皇宫贵族享用，没有走入民间，也成为那个时代权力与地位的象征，它集历史、文化、艺术与独特的传统工艺于一身，古朴典雅，精美华贵，以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深刻的民族内涵闻名中外，这便是俗称的景泰蓝，学名叫做铜胎掐丝珐琅。
　　
　　景泰蓝在我国历史上属于国宝级的重器，其价值不可估量，素有一件景泰蓝，十箱官窑器的说法。
　　
　　华夏金属工艺中，珐琅的运用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剑的剑柄上就已经嵌有珐琅釉料；满城出土的汉代铜壶，壶体上也用珐琅作为装饰；日本正仓院所藏的唐代铜镜，镜背面的花纹上也涂饰着各色珐琅，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工艺制作没有得到继续的发展，直到明代，才迎来了它的繁荣时期，在铜器表面上嵌以设计好的纹饰铜丝或金银丝，再填以各色珐琅质，用高温烧造，最后磨光镀金而成。
　　
　　准确说是在元代忽必烈西征时，这种镶嵌填充珐琅彩在铜器上的做法从西亚、阿拉伯一带兴起，并传进华夏，先在滇省一带流行，后得到京城人士喜爱，才传入中原，在明朝的景泰年间(1450－1457)，这项工艺已经十分成熟，尤其是蓝釉料有了新的突破，像蓝宝石般浓郁的宝蓝，高贵华美，因其在明朝景泰年间盛行，制作技艺成熟，并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时期，被称为“景泰蓝”。
　　
　　据《新增格古要论·古窑器论·大食窑》记载:“大食窑出于大食国。以铜作身，用药烧成五色花者，与佛朗嵌相似，尝见香炉、花瓶、盒儿、盏子之类，但可妇人闺阁之中用，非士大夫文房清玩也，又谓之鬼国窑，今滇人在京多作酒盏，俗称曰鬼国嵌，内府作者，温润可爱。”
　　
　　这本于明初洪武二十一年成书的《格古要论》，是最早记录我国珐琅器唯一的重要文献，曹昭在《格古要论》中说到“大食窑”是宋元时期对西亚阿拉伯地区的称谓。
　　
　　我国古代的工匠们很快地掌握了“大食窑”的制作技艺，并结合我国本土的传统工艺技法，几经改良，制作出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崭新的金属胎掐丝珐琅器——景泰蓝，此时，珐琅的译名有十几种，如“佛林”、“佛郎”、“发蓝”等，不过“景泰蓝”这个称谓最先见于清宫造办处档案。
　　
　　清雍正六年（1728）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记载：“五月初五日，据圆明园来贴内称，本月四日，怡亲王郎中海望呈进活计内，奉旨：……珐琅葫芦式马褂瓶花纹群仙祝寿，花篮春盛亦俗气。珐琅海棠式盆再小，孔雀翎不好，另做。其仿景泰蓝珐琅瓶花不好。钦此。”这一记载，把仿景泰蓝时期的珐琅制品称作“景泰蓝珐琅”，这是所见”景泰蓝”称谓的最早文字记录，直到现代，虽然景泰蓝的工艺品已是各种色彩具备，但仍然沿用着“景泰蓝”的习惯称谓。
　　
　　它是一种特种工艺品，先用铜作胎，而后用细铜丝轧扁后，用细扁铜丝做线条制成各种图案，或掐、或焊、或贴在铜胎上，再将五彩珐琅点填在花纹内，经过高温烧造，最后磨光、镀金而成，其制作工艺，既运用了青铜和烧瓷等传统技术，又吸收了传统绘画和雕刻的技法，为华夏传统工艺的集大成者，制作而成的工艺品具有浑厚凝重、富丽典雅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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