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的星空 2 (第1/2页)
四
《猎魂者》第九章，名为“灵魂存放地”，写到威廉•詹姆斯的兄弟亨利•詹姆斯，于一八九八年出版小说《螺丝在拧紧》，故事来源于亨利•西季维克的表兄爱德华•怀特•本森府上的“幽灵之夜”。这位表亲身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却酷爱鬼故事，以此来看，那时候的宗教已经呈露罅隙。大主教家的故事会上，来宾们一个接一个讲述关于鬼魂的传说。这种消遣一定来自于民间，不过是从老奶奶的炉灶边移到了书房里。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马普尔小姐，所在的英国乡间小镇，也有一个“星期二晚间俱乐部”，与大主教的“幽灵之夜”路数差不多，区别只是“俱乐部”会员的神秘故事，结尾多是以刑事案件的方式给出了现实的答案。很难考证《螺丝在拧紧》与“幽灵之夜”的直接关系，但亨利•詹姆斯参加过本森的故事会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小说的开头是人们围坐在火炉边讲鬼故事，那情景很像是对“幽灵之夜”的摹写。《螺丝在拧紧》在文学史上，当归类于浪漫主义派系里的哥特小说，“哥特小说”的命名起源于一七六四年，贺拉斯•瓦尔浦尔的小说《奥特朗托城堡》，副标题为“一个哥特故事”，是借中世纪建筑风格而暗示压抑恐怖的情节构成。但在这里，我宁可认为《螺丝在拧紧》来自超自然研究的影响。你想，亨利的哥哥威廉正从事这一门，亨利自己在伦敦，埃德蒙•盖尼就是他的老熟人，由盖尼牵头的哲学家俱乐部“八人谈”，我想他也曾去过旁听，这帮研究者苦思冥想的，如这一章的题目所说“灵魂存放地”的问题，免不了的，同样困扰着他——科学无法认证有还是没有，倘若有，又是如何的境地？而虚构是自由的，小说不必为现实负责，它可以使灵异学合法化。更重要的是，“灵魂”本来就是小说描写的核心。假定肉体死亡后，灵魂依然活着，便拓开了永恒的空间，小说所向往的，不就是永恒性的乌托邦吗？如此这般，写实性格的小说不仅在哲学意义，也在材料供给上，都从灵异研究里汲取了可能性。我想，大约这也是鬼故事吸引某一类小说家的原因。写鬼故事的作家其实和不写鬼故事的作家同样，决不会忽略客观存在的秩序，比如亨利•詹姆斯，他并没有因为虚构的现实豁免权而放纵自己为灵魂建构一个更为具体的存放地，《螺丝在拧紧》中的鬼魂，依然服从着从科学出发，即使是灵异科学的限制，它们踪迹模糊，出入无定，不知所向。
《螺丝在拧紧》写一个年轻的家庭女教师，接到聘任，来到偏僻乡间的大宅子里就职，所遭遇的故事。故事的结构使人想到早于五十年诞生的《简•爱》，也许那个时代正统社会的女性只有担任家庭教师，才有机会发生奇情故事，于是就形成了套路。这一位家庭教师和简•爱一样，在东家的宅第里撞上一系列诡异的迹象，和简•爱不同的是，这些迹象看上去要平静得多，也因此暗示出更危险的隐秘。没有夜半的嚎叫惨笑，没有伫立于床前的怪影，没有紧闭的阁楼、形貌古怪的女仆人、兀自点燃的蜡烛……相反，一切都是美好的，明媚的风景，轩朗的厅堂，小主人，也就是她的学生，乖巧和顺，在这和悦的表面之下却潜在着一种不安：被寄宿学校退学的小男孩，一去不复返的前任女教师，从不露面的男主人……阴森可怖的气氛就在安宁中酝酿积累，终至显山显水。彼得•昆特，主人的已故男仆出场了；再接着，杰塞尔小姐，那个死去的前女教师也出场了——故事在这里与《简•爱》分道扬镳，循着鬼魂的轨迹，走入灵异小说。如先前说的，它们的活动都是有限制的，彼得•昆特总是只有上半身，下半身或者遥远地挡在塔楼的箭垛后面，要不就是挡在窗台外面；杰塞尔小姐则是在池塘的对面。偶尔，他们也会进入室内，但也总是离开一段距离，或者隔一面玻璃。显然，它们并不因为是鬼魂就行动自由，无所不至，而是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涉入这一个世界。那时候的鬼魂要比后来的吸血僵尸一类守规矩许多，因此也优雅许多。是时代的缘故，作者和读者的胃口都撑大了，难免粗糙，还可能是作者亨利•詹姆斯亲眼目睹哥哥和朋友们所进行的灵魂实验，举步维艰，超自然现象扑朔迷离，难以捕捉，使得笔下的鬼魂有了谨慎的态度，不敢过于造次。也或许因为亨利•詹姆斯体察到哥哥研究工作里的情感动因：那些逝去的人究竟在了哪里？难道我们真的再也不能聚首了吗？他故事里的人和鬼都透露出一种难言的哀伤。年轻的女教师渐渐发现她与小主人之间的隔阂，那是以周全的礼貌与教养体现出来的，他们是和她周旋呢！事实上，他们与死者守着默契，谁也介入不了。说服与训导无能为力，阻止不了孩子们与旧人伺机交往。那两个孩子日益显出孤独的面目，在惊悚小说中，凡被死灵魂吸引的人全都有一种孤独的面目，是这类小说中最动人的情感。故事的结尾在我看起来，略微有些扫兴，小男孩迈尔斯——奇怪，男孩为什么叫“迈尔斯”，和“费雷德里克•迈尔斯”有关系吗？当然，“迈尔斯”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名字，最后，小男孩迈尔斯被鬼魂摄走，在女教师怀里留下他的没有生命的肉体。对于一个鬼魂故事，不免是太过具象了，可是不这样，又怎么办？故事总是要有个结尾的，而虚无缥缈的鬼魂又究竟能往哪里归宿呢？惊悚小说的结尾确是很难办，不了了之是小说家渎职，一旦落实却又失了余韵。
曾经读过一本比较新近的美国惊悚小说《窗户上的那张脸》，与此类型小说差不多，不外是异域的老旅馆，发生过不为人知的事故，亡灵出没。这通常的套路里，却散布着一股极度抑郁的情绪。那小鬼魅越来越攫住客人的心，他渐渐与家人疏远，再也离不开这房间了。情节过渡到一个现代的幽闭的故事，但幽闭之中却是阴阳两界，住不得，往不得，无限绝望。客人与鬼魂厮磨良多日子，最终也没展现那一界的景象，永远地隐匿在不可知的冥想深处。即便是灵异小说，似乎也严格遵守着实证科学的约定，不逾雷池。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美国电影《第六感》，情节是在阴阳两界之间展开，最后，世间纠葛终于厘清，人鬼情了，那一大一小两个鬼魂相携相伴走在去往彼岸的路上，年龄和阶级的差异全都消弭了，很使人动容。可是，到底也没让观众看见那一岸的情形。
前面已经说过中国人的灵活性，这灵活性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死暌违的痛楚，可能有些佻跶，但却不乏意境，有一种抒情性。我很欣赏中国民间社会，对那一个世界的假想，即朴素又相当开放。在这里，人们常以转世投胎来解释生与死的交割，而转世投胎又并不是生命的单一延续，而是从一物为另一物。最著名的如“梁祝”神话的“化蝶”；“孔雀东南飞”的连理枝、鸳鸯鸟；《聊斋志异》更比比皆是，或为蚁穴，或者狐蛇……在这些传说背后也许是老庄的哲学，物物相通，天地贯彻，是从玄思而起，到玄思而止，离科学远，却与文学的本质接近。我以为《聊斋志异》里“王六郎”的故事，可说是对“灵魂存放地”中国式的完整表达。故事说的是渔人夜晚撒网，一人独坐小酌，酒香引来了美少年王六郎，渔人便邀他入座，从此两人常在夜晚河边对饮，结成好友。王六郎其实是个新鬼，因贪杯醉酒，失足堕河身亡。不久，王六郎做鬼满了期限，得以投胎，两人高高兴兴地告别。不料，代他做落水鬼的却是一个女人，怀抱嗷嗷待哺的婴儿，王六郎生出恻隐之心，放弃了这投胎机会，女人从水中挣扎而起，王六郎则继续同渔人夜饮。又过些时候，上天褒奖他有德行，纳王六郎入仙籍，为远地一镇的土地神。王六郎专来向渔人告别，嘱咐千万要去辖地探望，捕鱼人疑虑：“神人路隔”，如何相逢？王六郎则一味要求。分别之后，捕鱼人日益思念心切，决定前往。一旦进入地界，只见男女老幼蜂拥而至，家家留宿，户户请饭，说是土地神有托梦，百般叮咛盛情款待，将回报以五谷丰登。告辞回乡路上，旋风平地起来，缭绕脚下，随行十余里，那就是王六郎在相送。多么美妙啊！《红楼梦》是这境界的最高级，三生石畔绛珠草，受赤瑕宫神瑛侍者的甘露浇灌，为报滴水之恩，决定陪伴下凡做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于是，演绎了宝黛之爱情。到了高鹗的后四十回里，这境界就又变得村俗了。黛玉死后，宝玉等她托梦，独眠一夜无所得，叹气吟了两句白居易的《长恨歌》：“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入梦来”，将这木石前盟的仙气扫荡一空，余下的就只是男欢女爱。我经常猜测，倘若曹雪芹写完《红楼梦》，那绛珠草与神瑛侍者会不会在三生石上重逢，经历了红尘一场故事，之间的宿债是了还是未了，它们又是不是原先那个它？如今一切隐匿于幽冥之中，真可谓天机不可泄漏。三生石在中国文学里，大约可充当得“灵魂存放地”，有了这地方，事情就变得不那么哀绝，有前缘，又有来世，生命可经久绵延，生生不息。但其实还是与物质无关，全是在精神层面，是生命美学，不能用作解释客观世界。对于中国人的思想，是足够用的了，我们习惯于接受未知事物，多少是为回避虚无主义，于是绕道而行。但在物理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西方世界观，却远远不能满足坐而论道，他们就是抱定耳闻为虚、眼见为实。
最近，读到一本日本前辈作家远藤周作的小说《深河》，作者介绍中说，远藤周作为“日本信仰文学的先驱”。“信仰文学”这个概念对我们很陌生，不知道内容究竟是什么，或者是指宗教的意思？因为介绍中又说，作者“出生于东京一个天主教家庭，十岁时接受洗礼，深受天主教思想的影响”。想来，科学与神学对峙而后又和解的过程，也会影响到近代亚洲的天主教传播。小说《深河》是一本奇异的著作，它在西方科学主义的立场上发展情节，却终结于东方神秘哲学。倘若与作者的背景联系，猜想远藤周作先生大约也是对灵异研究有兴趣的吧。
故事从妻子病危开场，丈夫矶边绝望地看着妻子渐渐远离，一无所措。当诀别的时刻来临，矶边发现平素感情并非十分亲昵的妻子竟然于他无比重要，难以接受丧失之苦，陷入痛苦不能自拔。妻子临终前断续说出一句话：“我一定会转世，在这世界的某处。我们约好，一定要找到我！”这一句梦呓般的爱情誓言一直萦绕在矶边心头。偶然间，他了解到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精神科人格研究室正进行死后生存的调查，多半是出于排遣苦闷的心情，他给那个机构写信。若干日子过去，研究室真的回信了，告知在他们搜集到转世的案例里，唯有一件与日本有关。但那是早在多年前了，出生于缅甸乡村的少女，四岁时声称自己前世是日本人，战争中是一名列兵，曾经遭遇飞机轰炸，被机上机枪击中而死亡，她时常说要回日本，自语着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听起来挺离谱，但矶边先生却认真地拜托继续查找。经过一段时间的收集与核对，弗吉尼亚大学研究室又得到一个案例，看起来比较接近矶边太太转世的条件。那是在北印度卡姆罗治村的小女孩，自称前世是日本人，其他资料未详，但因矶边先生的急切心情，还是提供了这个简单的讯息。于是，矶边踏上了印度之旅。这真是一个大胆的举措，以如此写实的情节将怎样来处理这虚妄的悬念？转世投胎的说法虽然由来已久，长盛不衰，但多是神话志异，在小说的写作，亦是奇情，比如李碧华的小说——我以为李碧华在小说家中是个另类，她天生异禀，能将世外的人事拉入世内，又将世内推到世外，但前提是假设，假设两界存在并且互往，无论写作还是阅读都需承认这前提，建立起信任感，于是顺利进行。而在《深河》，则让人担心疑虑，因整体是具象的，全是由现实的材料砌成，严丝密缝，从哪里破开缺口，好向空茫出发？这一个上路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呢？叙述始终在严肃的态度中进行，不敢称它为荒唐，那简直是亵渎矶边先生对亡妻的心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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