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丽家族 3 (第1/2页)
五、“我——”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里，往往是以第一人称为叙述者，有时候，“我”这个人，相当耐人寻味。
《长夜》开局第一句：“事情的开始往往就预示着结局……那是我常听人们引用的。”这一句类似《百年孤独》著名的起句：“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是说命运的旨意，人只能随波逐流。一股哀伤升起来，有什么事情在无可拯救地往下走去，什么事情呢？“它是一个爱情故事，我发誓——”这也是奇怪的，有什么需要发誓的，谁又会怀疑，“我”急切所要辩护的是什么？一种不幸的预感在逐渐加强。事情按着既定的路线进行——“我”在房产销售广告牌上看见“塔城”这名字，此时此刻，“一片乌云遮住了太阳”，这是一个坏兆头。可是，不是已经说过，事情不可逆转，只能往下走了。然后，那位先知般的老人出场了——很微妙的，“我仍然能看到那位老人古怪的表情，尽管他从侧面看我。”似乎是，无论时间还是空间，“我”都处在一个全视的角度看着事态的发生和发展，“我”究竟在哪里？在已经发生过并且结束了的终局，那就是命运。可在叙述里，一切尚未揭晓。老人的话，很像谶语，他告诉“我”，人们都叫“塔城”这地方为“吉卜赛营地”，传闻说这里曾是吉卜赛人的领地，后来吉卜赛人却被赶走，走之前，下了咒语。从此，这地方就成了事故多发地带，公路上汽车失事，采石场上石头压死人。离开老人，“我”又遇见一个黑头发高个子的老太婆，她也有着巫师般的表情。她的话更直接了，她说：“别与它有瓜葛，年轻人，听我的，忘掉它。”她还替“我”看手相，手相显示出凶兆——“如果你知道什么对你有利的话，你现在就离开这儿——吉卜赛营地。”可是，当然，“我”没听她的，因为一切必将发生，或者是已经发生。
“我”——迈克尔•罗杰斯，二十二岁；精通汽车；去过爱尔兰，在那里养马；差点儿和贩毒集团沾上，又幸运地脱身；做过小旅馆服务生，海滨救生员，推销百科全书、吸尘器，等等。总之，“我”的生活是动荡的，而且，有一点危险。说白了，“我”是个穷小子，没有好的出身，没受过好的教育，也没有好运气。可是，这并不妨碍“我”有高尚的鉴赏力。“我”喜欢好东西，好品位的鞋，前卫的抽象画，还有，有历史感的老宅子——就和所有轻浮的年轻人一样的臭毛病，不踏实，好高骛远，精神不稳定，常有危机，但大多数人一旦走出这个年龄段，会安静下来，接受生活的教育，矫正行为，归入正常的人群。这类人中间，也会有马普尔小姐所预言过的那种——“我知道他不能拯救他自己……当然，最重要的是希望他将会遇到一个真正善良的姑娘。”似乎“我”正是那种人，因为机遇真的送给“我”一个好姑娘，埃利。
埃利是谁？是那一个阶层的姑娘，可是，并非人们所以为的那么幸福，而是“一个可怜的贵族小姐”——我们在哪里听说过这样的说法？是在《马普尔小姐探案》中的“看房人之谜”里面，回头的浪子哈瑞带了新婚妻子归来，马普尔小姐对小新娘的印象是“可怜的富有的小姑娘”。这不是指某一个人，而是某一种类型。埃利虽然有钱，可却是个孤儿，又是在那样的阶层，社会交往实际很有限。她没有朋友，只有一个女伴——格里塔，格里塔成了她的知己。像埃利这样的女孩，多半是无能的，那么，格里塔自会替她张罗一切。因为是在一个长篇的篇幅里，埃利这个“可怜的贵族小姐”，就要比“看房人之谜”里的那一个，内容要详实许多，她很是让“我”开了眼界。当“我”听埃利说，她已经将吉卜赛营地买下来，不由十分惊讶——“温柔而胆怯的埃利竟然谈论这样的商业买卖知识，并且对此充满信心”。“我”不会懂得，在那样的有产阶级家庭里，财政名词就是投资、增值、减税、信托资产，而不是柴米人家里的水费、电费、菜钱、油钱。这些复杂的庶务其实是在抽象的智能层面上进行，不是像底层的社会，一切奋斗都是身体力行，在感官上印下深刻的烙痕，很快就遍体鳞伤。而埃利身心完好，她保持了性格的纯良，她甚至比应当同病相怜的人更有同情心。这就是命运的不公平，它将什么都给了一方，却剥夺另一方。“我”走进埃利的世界，真正了解了富人的生活，它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穷极奢华——“相反，一切都很单纯”。因为什么都不会阻止你去得到，所以你的占有欲反而不强烈了。但是，“我”还需要学习，学习这种昂贵的“单纯”。
现在应该来说说格里塔这个人了。度过蜜月旅行后，“我”和格里塔见面了。“我”说：“很高兴终于见到你，格里塔。”这句话很微妙，这里尽是微妙的东西。接着，埃利说了一句话：“你知道，如果不是格里塔，我们根本不可能结婚。”这一句诚实的感激将会奇怪地得到证明。之后，“我”与埃利有一段关于格里塔的对话，埃利问“我”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格里塔，“我”的回答很含糊，令埃利起疑，因为——“你对她说话时看也不看她的缘故”。当埃利瞒着“我”，去接来“我”的母亲，一位为了儿子，拼命工作，几乎磨穿十指的女人。母亲看见了他们的生活，临别前问起格里塔是谁，然后含蓄地说了一句：“已婚夫妇刚刚开始生活的时候最好单独在一起。”他母亲也是具有先知的能力，但不是出于巫术，而是经验。
新婚的日子很幸福，可是，“我”无端地战栗起来，“忽然觉得好像有人在我的坟上走”，埃利接过去说：“一只鹅正在我的坟上走过，这才是原话，对吗？”果然，是埃利的“坟”，而不是“我”的。埃利的死法与“看房人之谜”里的“富有的可怜的小姑娘”一样，坠马身亡，同样都是在诅咒的恐惧里。“富有的可怜的小姑娘”是受看房人诅咒，埃利则是——那个黑头发高个子的女人，两人同样都是由某人指使，收某人的钱。我们可将“看房人之谜”看作是《长夜》的前身，但情形已经大变，凶手“我”比凶手哈瑞处境复杂得多，前面那一句起誓——“它是一个爱情故事”，是指“我”和格里塔，还是“我”和埃利？埃利曾经说过一句话，似乎木知木觉的人同时都是先知先觉，埃利的话总是无意间击中事实——“仿佛你很爱我”，接下来是——“我想在一定程度上我确实爱她。我本来应该爱她的，她那么甜美。埃利，温馨甜蜜。”可是，事情早已经决定了，不会有另外的可能，那是出于一个执着的意志，“我”一定要去做，而且已经做了，任何人都无法阻止——“可能除了我自己”。母亲说：“我非常努力地想确保你平安无事。我失败了。”“我”的回答是——“这不是您的错。我选择了自己要走的路。”可是，“我”确实没想到，会有一些意外发生，我说的意外不是指早有人看见过“我”和格里塔手挽手，完全像一对恋人，走在德国汉堡的大街上；我的意思是埃利——“格里塔根本无足轻重，甚至我那漂亮的房子也无足轻重，只有埃利……可埃利再也看不到我了。”
这就是作为罪犯自述中的“我”，他确实处境为难，从技术上看，难度在于如何保持悬念。“我”必须陈述现象，却不能透露事实。这当然是不自然的，是一个明显的骗局。可探案小说肯定是造假的艺术，不必像现实主义小说那么认真地对自然性负责，它的真实只在于叙述本身的合理度，就是说，要组织周密，不能露马脚。我想它的诚实原则是“我”可以不说，但不能说谎，而且，必须将叙述坚持到底。那么，说什么，就成为最微妙的事情。这是对故事趣味而言的说法，在另一方面，由于犯罪者的主观身份，叙述里必定具有更多心理的内容。波洛在《尼罗河上的惨案》里说过，“凶手是需要想象力，侦探则寻找真相”，因此，罪犯的内心活动其实更复杂，这就与人性有涉了。《长夜》里的“我”，其实也是《尼罗河上的惨案》的西蒙，可是，我们对西蒙了解得不多，而这里，“我”的哀悼之情弥漫了整个事件的首尾，令人痛楚。
《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里的“我”，詹姆斯•谢泼德，一名乡村医生，中年，单身，和同样单身的姐姐一起生活。他们居住的村子叫金艾博特，应当是与马普尔小姐的圣玛丽米德村差不多，离它最近的大城镇是克兰切斯特，距离是九英里。金艾博特通火车，就有火车站，一个小邮电所，两个百货公司。大多数人在年轻的时候去到外面世界打拼天下，余下的人都已经上了岁数。在金艾博特村里，有两幢大宅子，也就是说，有两户人家称得上渊源世家，一幢叫“金帕多克”，一幢叫“弗恩利大院”——后来的谋杀案事发现场。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小地方，乡村医生是接近牧师样的人，牧师抚慰灵魂的困苦，医生则解救肉身的疾痛——担当起上帝的另一半职责。像圣玛丽米德的海多克医生，他曾经很通人情地给马普尔小姐开出一副药方，就是一桩谋杀案，他知道如何对付各种不同的病人。他在那小村子里服务了一辈子，陪伴着村民度过生老病死，自己也从中获得安宁。俄国屠格涅夫有一篇小说，《县城的医生》，写一个少女在临终时，抓住最后的时间爱上医生，这就是那类活动在欧洲腹地的旧式的医生，他们都已经超越治病的范畴，去对灵魂负责任了。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乡村医生又是过着沉闷的生活，他们虽然受人尊敬，但是收入有限，事业呢，倘若没有虔诚的牺牲的观念，就也谈不上远大。法国作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里的包法利医生，在他夫人的眼睛里，就是一个没出息的男人。为了使自己的婚姻合乎梦想，包法利夫人不是尝试着提升包法利先生，而是鼓动他去进行那场大胆又荒唐的手术，给客栈里的马夫矫治马蹄足，结果当然是惨败。在马普尔小姐主持侦破的《命案目睹记》里，罪犯就是乡村医生——这个医生的生活里，还有着少许浪漫经验，他曾经和一个法国剧团的龙套演员恋爱，这段浪漫史从某种方面也说明乡村医生实在是缺乏机会的，这桩心血来潮式的婚姻为他种下了苦果，因为后来他遇到了一个正经的婚姻对象，品格高尚而又富有的继承人埃玛小姐。在金艾博特行医的“我”，却似乎更少机会，财运也不好，他做了一点小小的投机生意，西澳大利亚金矿股票，结果血本无归。我相信他一直耐心地等待，时间在等待中流过。人到中年，生活还是原样，和姐姐一同住着父母留下的旧宅，在村子及周边地区行医，出入于那些饶舌的女人和不得意的男人中间。他不像《长夜》里那个年轻的“我”，充满着野心，他已经走过人生的发轫阶段，原先就没什么声色，如今更加沉寂下来。他的自述相当平静，难得流露心情，从这点看，他也是要比《长夜》里的年轻人老练，到底是经历过人生的人。他将自己藏得那么深，但依然可靠地叙述了事实。当然，有一些事情他可以不说，用波洛的说法——波洛读过他的记录手稿之后，向他说——“我向你祝贺——为你的谦虚表示祝贺！”然后再说：“也为你的隐匿手法表示祝贺。”
他对自己的记述也是得意的，自认为值得表扬的地方有两处，都是罗杰•艾克罗伊德被谋杀当晚的描写。一处是他离开罗杰•艾克罗伊德的时候——“信是八点四十分送来的。我八点五十分离开了他，信仍然未读。”他说：“这一切都是事实，但如果我在第一个句子后面加上几点省略号，情况又会如何呢？是否有人对这十分钟的空白时间里我所做的事表示怀疑呢？”这是一处。第二处是谋杀现场被发现，管家去打电话报警时候，“我做了点我必须做的事。”他很为文稿中的谨慎措辞满意。事实上，他真的很谦虚，这样含蓄又诚实地叙述事实还有很多处。比如，一开篇，他从弗拉尔斯太太自杀的家中回来，在前厅脱衣帽时，他写了这么一句话：“我确实无法预料，但我有一种预感，震撼人心的时刻即将到来。”我敢说，在这个乡村医生平淡的一生中，“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可说是唯一的“震撼人心”。他记录这桩谋杀案时，多少带有着一种成就感，当然，沮丧的情绪偶有流露，虽只是一句两句，但分量却很沉重。比如谋杀案发生的次日早晨，听到死者罗杰•艾克罗伊德先生的秘书雷蒙德用轻松的口气谈论案子，医生不由感慨地写道：“就我来说，我早就失去了从悲哀中迅速恢复愉快的能力”。这句话包含着人生的灰暗。
他的处境是要比《长夜》中那小子艰难得多，那小子叙述的重点在如何实施犯罪计划，最后的暴露只是在一瞬间，这个难堪的时刻猝不及防地发生，然后结束。然而在乡村医生，这却是漫长的过程。他在一夜之间便完成了谋杀计划，余下的，全是在对付波洛，可他镇定自若。但是我想，当死者，罗杰•艾克罗伊德先生的侄女儿弗洛拉要求他引她晋拜新搬来的邻居，就是大名鼎鼎的犯罪学家波洛先生，“我”，医生，一定是面临着一个极其尴尬的处境，但他依然很镇静。他以那种替对方着想的口气说：“亲爱的弗洛拉，你能肯定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真相吗？”这话里含有的暗示是，真相是你弗洛拉不愿意看到的，是你的表兄拉尔夫•佩顿犯下的事——医生可是要比那小流氓狡猾得多，那家伙是个坏料，天生的利己主义；而医生是受过道德的教化，他的恶意里积蓄着人生的失意感。他不像《长夜》里那孩子，一心要追求幸福，虽然并不知道什么才是幸福；医生则已经断定，他和幸福无缘。因此，他能够如此平静地犯罪。但是，有一点他控制得不够好，就是他对案件过分的关切——波洛说：“你肯定是仁慈的上帝派来替代我的朋友黑斯廷斯的，我发现你跟我形影不离，总是在我身边。”医生的回答是：“你要知道，我这一生过的都是乏味守旧的生活，干的都是平庸枯燥的琐事。”这话不可不谓真情，医生从未正面评价过自己的生活，只是言辞中流露出倦意，和《长夜》那小子多么不同，那一个，坏也坏得生气勃勃。整个过程中，只有一次，医生突然情绪高涨，那是在麻将桌上——“这时我简直无法抑制内心的兴奋，我曾听别人说起过天和——拿起牌就和了，但我从没想到自己打牌也会天和。”据文中说，这种“天和”之说来自于“上海俱乐部”——那一定是英国殖民上海的上上世纪末及上世纪初，牌一上手就是一副完整的和局，这种概率极其之低，好比中头彩。医生如此欣喜，这个天降好运鼓舞了他，要知道，他可是个霉运的人！俗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医生总是该做的都做了，却总也不成。现在好了，老天终于顾恤到他了。
生活真的很艰难，在前一个阶段，波洛总来找他谈案子，当然也是他希望的，但这实在是一场考验，考验人的心理和头脑。这也是波洛的方法之一，那就是谈话。在《ABC谋杀案》里，他说过：“通过反复谈论，多余的细节就必定会呈现出来”，他还说：“对任何想藏匿的人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比谈话更危险”。所以，这就要格外的小心。波洛说：“与案件有关的人都隐瞒了一些东西。”医生笑着问：“我也隐瞒了吗？”波洛说：“我想你也有事瞒着。”“那么是——”“有关佩顿这位年轻人的事，你是否把你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了呢？”这句话大有深意，字面上是医生你仅是为“佩顿”掩饰嫌疑，底下——要知道，说这话的不是别人，而是波洛——底下的意思很可能是，医生你到底对“佩顿这位年轻人”做了什么手脚。对这个狡黠的问题，医生“我”应付的也不坏，他做出一种有意掩饰窘状的样子，慌乱地转移了话题，请波洛先生谈谈关于“炉火”意味着什么，而波洛便也顺水推舟放下了那个敏感的话题。这是在事情的前半段，波洛让医生充当了“华生”或者黑斯廷斯的角色，而后半截——“我们便分道扬镳，各干各的事”，他不必和波洛搞脑子了，可情形却似乎更加令人不安。波洛在做什么呢？医生只能在麻将桌上听人谈起一点波洛的动作，就在这时，得一副“天和”，命运开始青睐医生。可这青睐的媚眼里似乎又藏着陷阱，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没有什么能逃得过赫尔克里•波洛的眼睛”。医生回顾所作所为，自己觉得计划还是不错的，当然有一些小纰漏，却也于大局无碍，要是波洛不出现的话——医生最后一句话是——“如果赫尔克里•波洛没有隐退到这里来种南瓜就好了。”这个乡村医生黯然无光的一生中，能与波洛交上手，哪怕是输了，也虽败犹荣。
由犯罪当事人主述案件过程，他们的性格便到了前台，成为比客观事实更重要的动机，这符合波洛，也符合马普尔小姐的人性原则。他们都认为，人性的因素是犯罪的第一要件，谁又能比罪犯自己提供出更多隐秘的人性呢？但这确实是一个危险的叙事角度，它太大限度地使用了虚构的功能，多少有些笔走偏锋，稍有不慎，就会穿帮，必须谨思密行，小心着来。所以，在阿加莎•克里斯蒂，这一类叙述只占极少数，偶尔为之而已。
六、黄金时代
前边我曾说过，我缺乏有关阿加莎•克里斯蒂个人的资料，从某一方面来说，我也并不以为十分需要。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本身，已自成一体，具备了起承转合的过程。我就想，倘是以波洛、马普尔小姐、贝雷斯福德夫妇为这个阿加莎•克里斯蒂家族里的主要成员，那么，是否可以认为，起源和归结已经讲述过了？现在，就要进入这家族最兴隆的阶段——黄金时代。这也是全剧的**，华彩篇章，这个华丽家族，在此走向全面的辉煌。我将那些最精彩的事迹列于此，光芒四射。它们通常都有着精致与和谐的图案性，而在逻辑图案的底下，则有着充沛的人性；是人性的运动规划了图案的经纬线，流利的线条又使人性焕发绚烂的色彩。图案和人性在不同情景下处于不同位置。有时候，前者是显性的，就是大侦探波洛天赋的本能，只消身子往后一仰，闭上眼睛，便可看见的对称性、平衡感、合理的秩序，像拼图一样，每一块就嵌在应该在的地方。还有时候，后者是显学，好比波洛在《葬礼之后》里说的：“由于这件事情里证据不如人多——那么我就得专门同人打交道。”最为极端的情形，我以为是《啤酒谋杀案》。案子发生在十六年前，十六年的时间过去了，当时的轰动烟消云散，细节已经变成案卷里的枯燥的文字，人的记忆对客观事物总是不可靠的，然而感情却有着强烈的渗透力，它洇染在某些看似无关的印象里，可保持许久。这个案子，如何从尘封的记忆中重新挖掘出来真相，依凭的就是这个——感情。
当波洛接受当事人委托，着手调查这桩陈年积案，拜访当时的被告律师蒙塔古•德普利奇爵士，这位著名的王室法律顾问，记忆犹新的是他的委托人。“那个女人很有魅力”，她的情态在十六年后还能够呼之欲出——“我甚至想判罪对她来说是一种解脱。她毫不畏惧，一点也不紧张，只想审判早一点结束。”他很遗憾地承认，她无疑就是凶手。原告律师，皇家法律顾问昆廷•福格当然更有理由认为被告有罪。他，当年胸怀抱负的小伙子，现如今已经长成为淡泊又固执的中年人，却还对被告怀有深刻的印象，他至今相信——“卡罗琳•克雷尔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永远忘不了她。”长期受雇于克雷尔家族，处理日常法律问题的“乔纳森律师事务所”的书记员埃德蒙兹，一个谨慎的法律工作者，他承认没有任何证据可为卡罗琳•克雷尔谋杀丈夫开脱，可是他说：“我崇拜克雷尔夫人。不管她干了些什么，她都是个淑女！”至于律师事务所的老板，凯莱布•乔纳森先生，一个老绅士，在他漫长的岁月里攒足了人生经验，是俗话“姜还是老的辣”里的老姜，波洛和他才算得是搭上了话，只几个来回，他就指出——“波洛先生，不过你像是对性格感兴趣。”于是，他也有了谈话的兴趣。乔纳森先生不像那几位易动感情，那时他们还都是年轻人，他能够保持冷静，他描述卡罗琳在法庭上的表现是——“无法胜任为她安排的角色，她可不会演戏。”但当谈起那个插足克雷尔夫妇，因而引起悲剧的谋杀案的模特儿埃尔莎•格里尔，老头儿却奇异地难以自禁，他没有如通常那样称她作“无耻的烂货”“狐狸精”“罪魁祸首”，而是怀了无限的感慨提到“青春”这个字眼。他说：“也许因为我老了，可是，波洛先生，我觉得年轻人没有城府，有时把我感动得落泪。年轻人如此脆弱。如此放荡不羁——如此地自以为是，如此慷慨，如此煞费苦心。”——事情过去了那么久，什么痕迹都消失了，可人的情感依然是激越的。多么主观啊！可是这就是波洛要的，当他请菲利普•布莱克，事发时间的在场者之一，请他写下当时的情景，菲利普•布莱克觉得多余，警察的卷宗一定写得更准确，波洛说：“我不想要简单的事实。我要的是你所选取的事实。”乔纳森那老头儿，已经站在人生的末梢上了，也许对青春有特殊的偏爱，可就是这偏爱，着重向波洛指出了，青春不可小视。后来在梅雷迪思•布莱克的庄园里，波洛看见了死者——艾米亚斯•克雷尔生命中最后一幅画，画的正是埃尔莎•格里尔。波洛果然注意到了“青春”的诸多属性：“青春是原始的，是强壮的，是充满力量的——是的，而且残酷！还有——青春是脆弱的。”他甚至也提到“脆弱”这个词。这个被乔纳森老头称之为“朱丽叶”的女人，她的“罗密欧”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死者不能复生，生者印象各异，事实上是重新塑造了一个他，但谁能说准，哪个他更真实呢？
菲利普•布莱克，十六年来，已经成为一个成功的生意人，染了生意人所有的臭毛病。但当提起克雷尔，他的好朋友，他一下子从造作的慵懒中抖擞起来，过往的激情又回到身上。他让波洛看克雷尔的一幅玫瑰花，“色彩如此浓艳，甚至有些淫猥呢！”“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画玫瑰的人。”菲利普•布莱克说：“他的艺术，你知道，他总是热爱艺术。是一种逃避。”梅雷迪思•布莱克——菲利普的哥哥，他们与死者一同长大，从小朋友到老朋友。和弟弟完全不同，梅雷迪思•布莱克是那种人们通常叫作“科学怪人”的人，对具体的庶务没有兴趣，而是沉浸于抽象世界。可是，也正是这种人，其实有着旁人不知，甚至自己也不自知的内心生活，是这种内心生活的经验使他们更能想象别人的处境。他承认克雷尔是天才的同时，也看见“天才”的气质对他身边人的残忍。梅雷迪思至今记着他如此狂妄地说道：“我在画的这幅画是我有史以来画得最好的。告诉您，真不错，而两个嫉妒的争吵不休的女人想要打扰——不，妈的，办不到。”这一个男人使得他周围的气氛变得激动不安，你不知道他的真心在哪里，当然，在绘画，那么就像梅雷迪思说的：“画画又不能当饭吃”，在生活里，他的感情倾向于谁？或者，用更实惠的方式说，他更需要谁？人人都看见，妻子卡罗琳在了下风，埃尔莎气焰高涨。波洛去访问埃尔莎，埃尔莎为要证明克雷尔与她的感情，拿出一封皱巴巴的信，交到他手里——“看着他接住了她的宝贝，她是那么自豪，又有点怯怯地，又急于知道他的评价。”她，埃尔莎，似乎并没有太大的信心。于是，信上那些狂热的情话，忽然变得不堪一击。那么，克雷尔和卡罗琳如何呢？谁都看见他们争吵，总是不忠、背叛的主题，互相说出刻毒的话来。可是，有意思的是卡罗琳的小妹妹安吉拉的家庭女教师威廉斯小姐的评价。这位威廉斯小姐也是属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保守人物，由于终身未婚，独立生活，又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她说起男人们，就像一个资本家说‘布尔什维克’——像一个虔诚的共产主义者说‘资产阶级’——像一个家庭主妇说‘蟑螂’。”她当然不会喜欢克雷尔先生的生活方式，然而她却有足够的理性来判断事物。她看出克雷尔和卡罗琳其实情投意合，甚至因此而忽略孩子。用波洛的话，就是“更像是一对情人而不像是夫妇”。波洛承认自己被“性格问题迷住了”，由各种性格出发产生的情感，其实已经摆脱了事物的客观性。现在，波洛就必须集合起所有这些人性的条件，重新结构起平衡协调的图案，这图案就是十六年前的真实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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