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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李榆不费力就筹到了一大笔钱，商人们几乎追在屁股后面要借钱给他，条件只有一个——把解州盐池卖给他们。号称契约第一行家的刘天任认为这桩买卖不合法，丰州有《私产保护令》，解州盐池归朝廷所有，其权利也应该得到保护，没有朝廷的诏令和授权，一个关外总兵显然无权处分。商人却很实际，这年头谁能打谁说了算，鬼知道大明朝廷还能挺几天，先吃进嘴里再说，硬拉着李榆签契约，而且要刘天任做中人。李榆也不承认违律，官军是朝廷的，凭什么让他掏钱给朝廷擦屁股，借债还钱天经地义，朝廷不掏钱就拿国有资产抵债，大笔一挥钱财到手，这个二百多年的大明央企就被私吞了。
　　
　　有钱好办事，关内三镇马上散伙，山西镇最好办，王国梁、孙显祖一伙人领着士兵常年做生意，自己赚钱养活自己，朝廷从来不管他们，不存在欠饷问题，松锦大战他们又没去，也不存在抚恤。归化交易所的黄主事还向王国梁建议，成立山西军商股份有限商社，把股票推上市，没准还能大赚一笔，军商头目们财迷心窍，决定聘请黄主事做商社参议，全面启动股份上市计划，一点没给李榆添麻烦。
　　
　　大同、宣府两镇官兵的生活很苦，但当兵的通情达理，只要求补发三个月欠饷和补偿三个月军饷的散伙钱，战死将士的家眷也只要求一年的军饷作为抚恤，当然必须是归化伯的人亲自发放，不能由文臣、军官过手。大家拿到钱就跪在地上磕头谢恩，李榆觉得心酸，差点跟着满地的男女老少一起哭。
　　
　　进了十二月，山西联防总局、各级议会的头目还有宣府知名士绅陆续到达大同，针对丰州唯利是图、不讲大义的本性，还带了账房先生——丰州开会其实就是各方势力讨价还价，早去可以探听风声、拉帮结派，不争不抢肯定吃亏。丰州也在精心准备，主要官员提前到达大同，住在总兵府内日夜商讨对策，议事院的议事官还悄悄统一了口径，双方的刀子越磨越亮，就等着从对方身上割块肉。
　　
　　山西人尝到新政的好处，没有朝廷的压迫，自己的事自己做主，还可以不交税，这种无法无天的好日子几百年也难得一遇，但新的威胁来了，曾经祸害山西的闯贼突然实力暴涨，号称有兵五十万，横行河南见谁灭谁，朝廷的剿贼大军像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河南失陷几成定局，想到流贼吃光了河南，像蝗虫一样扑向山西，士绅们就觉得心惊胆战，朝廷指望不上了，把丰州绑上山西这条船才最安全，不过大家都不想掏钱，甚至还打算从丰州再捞点好处。宣府是个军镇，穷得根本无法自立，而且还没有改制，士绅的态度最明确，跟着山西走，山西人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
　　
　　内忧外患之下，宣大各镇合为一体才能共存，但具体问题很复杂，首先，四家合成一家，权利如何分配？丰州力主的地方自治适合于小国寡民，未必能用于地广人多的关内，甩掉明国的官僚系统，自己就必须拿出治理地方之策；其次，庞大的军费如何分摊？地方肯定不乐意掏钱，但丰州军总不能自带钱粮给人家看家护院吧；还有，边境的关钞税怎么办？商人们肯定不愿缴，但这笔税款占了总理府收入的三成，没有新税源弥补动不得……，而最大的问题是人口悬殊，原以为经过十几年的战乱、灾荒，山西、宣府只剩下四百万人，但实行新政后又冒出来大量人口，两者实际人口接近五百万，相比之下丰州人口才一百余万，内部还有若干族群，一贯坚持的制衡之策该如何调整？
　　
　　角逐实际上提前展开，双方阵营里都有老谋深算的读书人、生意人，相互之间请客吃饭不断，漫天叫价的同时不动声色地摸对方的底牌，已入籍丰州的山西人最尴尬，一方面竭力鼓动四镇合体，另一方面又不甘心关内人白占便宜，夹在中间两边不讨好。
　　
　　翻年进入崇祯十五年，毛猪头伏法的消息传到大同，各地士绅举酒狂欢，大赞归化伯为民除害、大快人心，与丰州人一时间其乐融融。这时，李槐、张道浚等人赶到，大同城内各方大佬云集，议事大会召开在即，当然为了保证大会的圆满成功，还需要一个契机事先沟通。这个机会很快出现了，大同巡抚刘梦桂病逝任上，丰州高官和地方名士自然要去灵堂吊唁，双方头面人物心有灵犀，完事之后不约而同进了巡抚府的后院。
　　
　　丰州有备而来，鄂尔泰、李富贵、巴图、李槐、周愕、云荣、李建极、孙庭耀权柄显赫、老谋深算，山西和宣府方面也不弱，有光荣入选过《东林点将录》的前顺天巡抚张鹏云、前总理五省剿贼军务陈奇瑜、前锦衣卫佥事张道浚，其他几人也是地方名望之士。
　　
　　双方不是头一回打交道，但此时多少有些尴尬，陈奇瑜因车厢峡失利被革职戍遣广西，在穷乡僻壤苦熬几年，却学会人情世故，率先打破沉默，向对方年长的鄂尔泰问候道：“笃行兄身体可好？最近可在做学问？”
　　
　　鄂尔泰微笑着答道：“上六十的人了，孟子曰‘老而不死是谓贼’，该给年轻人让位置了，蒙古人没出息，就喜欢自由自在过日子，世祖皇帝有心汉化，蒙古人宁可回草原像祖先那样生活，也绝不留恋关内，惠宗皇帝觉得关内不好管，索性抛弃大都，回归草原，我也一样，当官累了，打算回家一边放马一边做学问，老死之前重编一部《元史》。”
　　
　　老家伙话里有话，张鹏云一板脸说道：“笃行大才，岂能一走了之，本朝已编订过《元史》，并已列入正史，何必再枉费功夫。”
　　
　　“不然，中原各朝修史重义礼而轻实证，而朱氏为彰显其‘得国最正’，不惜对前朝极尽诬陷，故谬误之多尤以明之《元史》为甚，任其流传误后世子孙矣，”鄂尔泰摆摆手，一脸严肃对众人说道，“吾观蒙元，其有异于中原各朝，一者重视商业，贸易天下，重末轻本而财用足，轻徭薄赋而民生幸；二者不兴科举选官，入关之蒙古人也寥寥无几，控制地方有心无力，朝廷大权仅到行省，却使地方市井繁荣、生机盎然；三者法治宽纵，有律法而不依，随意放纵民间，文字狱也难以寻觅，如此做派却维持百年；四者寓兵于民，守外而虚内，关内反贼兴起，蒙古诸部拒不南下，惠宗皇帝也只得走人，反而是几个汉化的蒙古人领着汉人剿贼。如此实乃奇观，不可不察也！愚以为元之失陷关内不在乎为政，而在于过度自信不求变通，未能与关内人融合成统一的国族，而是以过客自居，把治理国家视同放牧一样逐水草而居，。”
　　
　　“太祖曾曰‘元主中国，殆将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简略，与民休息、时号小康’，山西在元时最多曾养民八百万而不匮乏，我等自然明白其中道理，笃行兄不必计较愚夫愚妇之所见，有些话就摊开说吧。”陈奇瑜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