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2 谋划 (第1/2页)

报务员高兴地迎接他，又建议喝一杯茶。
　　
　　李广元谢绝了。
　　
　　他抱怨了两句，随后把中心发来的密电交给李广元：“请进一步提供报。在被否定之后，与西方谈判的幕后人是谁？谈判将在何地进行？能否至少报告一个参加者的姓名？为了搞清您目前处境的复杂，请尽可能经常保持联系。”
　　
　　李广元把一份密电交给报务员。这是危险而复杂的反措施的第一步。他决定开始采取反措施，不等联络员了。如果女人发出他那封电报，自然就暗示要派联络员来。
　　
　　“我派我的人予明十九时零四分乘轮船前往边区。由于思想上的原因她在为詹国强效力，对您来说，此可能起到灯塔的作用，照出她奉命结交的那些人。我将同他一起在路上逗留两天，然后我与您在国外联系。出于保密和对詹国强担心布尔什维克了解此事的考虑，在我第一次赴边区时请不要派联络员来：您准备存入我在银行帐号的款子，请改存入您在指定的银行。”
　　
　　有关“那笔款子”的一段话事先没有和中心商定，但从这些话的含义中上级可以猜到。将有人从延安去西北找她。她会口头转达他要说的话，他李广元，决心完全相信她。
　　
　　但她什么也没有转告派到码头与她接头的人。三辆警车和一辆救护车等待着渡船。人们用担架把她抬下来；她死了。警察在有毒的杯子上发现了未曾登记过的人的指纹。李广元送她到头等舱时用过这只杯子。这是76号的人做了手脚。李广元和她刚刚离开船舱到甲板上话别，常凯申特工小组的一个动作敏徒、材瘦小的人潜入舱内，拿走了这只杯子。半小时后杯中己放了一克致命的毒药。这样一来，假如李广元决心逃离，那么无论他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将被作为一名暴徒和杀人犯受到刑警的追捕。
　　
　　但是在第二天，死去的人却准确地按照约定的时间从边区给李广元发来电报，称已开始做边人的工作。
　　
　　“同本人接触是不可能的，他刚刚化名去高级官员会晤。讨论在西线单方面讲和的条件。”
　　
　　转发给莫斯科的这条消息属实。
　　
　　报机关得到准确报：在收到密电的同一天，的确有人同詹国强在领事馆会晤。
　　
　　调查局局长把“绝密文件”同律师的谈话记录反复看了几遍。预先向饭店老板订了一桌丰盛的饭菜，他的人就在餐桌上巧妙地安装了特殊装置，录下了他们的谈话内容。调查局窃听了所有朋友的电话，为的是不要给完成他的的“特殊指令”造成困难。
　　
　　现在两人一样子不好过，他必须要了解他的强有力的竞争者、或者说是在生存斗争中可能成为盟友的人在事业上出了什么事。不过，领导暂时没有公开指责他，他们有非凡的记忆力，他始终记得过去是干什么的。
　　
　　此刻他翻动着一些小纸片，上面标有“绝密，仅此一份，应销毁”的字样。内容对美国来说是危险人物的谈话。
　　
　　是的，是这样。
　　
　　正是干出了他们背后的人所仇恨的事：他承认了敌对知道的政党，在那边设立了大使馆，和他们的领导坐在一张桌子前；他承认了那边拥有平等地参加战后事务的权力；他阻挠大财团为西方保留来取的必要步骤。领导的权利被抬高了。相信传说，而达正是一个政治家所忌讳的。讲故事的人可把美丽的神话讲完一走了之。
　　
　　他叫来自己的助手吩咐道：“伙计，我担心我们的领导忽视个人的安全问题。对，汪未经要完蛋了，但在垂死时他可能孤注一掷。我为我们的总统担心，所以，伙计，别怕费事，今天仔细看看有关书籍，起码必要亡的调查材料，前车之鉴。”
　　
　　“有关詹国强认真地同那边接触的报我们感兴趁。这个人是否是那位红十字会领导人？詹国强是否告诉过您他在西方与谁有联系，是请他去找的那个人吗？这一切是否是伪造的？中心。”
　　
　　“詹国强是否有可能在提到名字时使用假名？是否谈到过他或者他的儿子？最后的会晤？他是否了解与他签约的人的真实名字？中心。”
　　
　　手下发来了秘密报，吴四宝感到极度不安。
　　
　　现在所有人认为，军队在粉碎了主要的叛乱之后，已经将军队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到了一九四二年夏季，他们已成为最强大的力量。
　　
　　这种看法是正确的，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吴四宝才采取种种行动，以维持元首边力量的平衡。他利用在报刊、电台和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时发动一场强大的宣传攻势，提出了“光荣属于民族的可靠支柱卫队士兵”的口号。布置不是吴四宝计划中的一部分。他象以往一样为了纯净思想而工作。他真的认为，没有对军队歼灭的打击，将军们就会在南京占上风，因此他认真地对待吴四宝随口说出的这句话：“现在，大部分留在后方的成员必须立即派往前线，编入军队，推上领导岗位。道德上的坚定和他们崇高的思想已经被事实所证明。”
　　
　　汪未经签署了一项关于军队成员加入作战部队的命令。
　　
　　这样，到了一九四二年秋，詹国强在国内已不象从前那样具有广泛的基础，他的组织中的大多数军官此时正在东线和西线的战壕中经受煎熬。警察巨头在后方基础的改变并未触及保安总局。不过二十万“黑杉”小队无法与有六百万之众的“蓝衣”队相比。
　　
　　现在，大部分“战士”已陷入詹国强和军方的双重领导，他们呆在掩蔽部或者营房里没有权力自由来往。这样，吴四宝的机关就成了唯一的骨干，成为事实上不受控制的国家力量。
　　
　　每星期吴四宝都收到各省高官的详细报告。每个省份都有一级的党的庞大机器。
　　
　　吴四宝没有向前线派出一个自己人。在各级机构工作的共有九十多万人，他们在为他服务，为他一个人。他每都能收到他们的汇报。他向他们下达重要指示，对他们进行指导。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在南京召开的有一千多名地区负责人参加的进行这种指导的会上，吴四宝说：
　　
　　“观在，我们的兄弟肩负着未来的重要责任，这将在战场上得到证明。你们的任务，亲的同志们，是要接过他们在后方的一部分工作，每时每刻地帮助他们，并且是共同采取行动。所有重要的问题都要向我请示，以便我能同詹国强讨论最迫切的问题。”
　　
　　在吴四宝的人中间有一些人还记得。他们知道，如果没有那些忠诚的手下，汪未经永远也不会取得政权。但这些国名党奠基人的命运太惨了，他们感到心有余悸。所以他们内心惧怕处决卫队的元老，因为这些元老竟敢对除掉“卫队”战土的行为表示异议。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机关的人们把吴四宝的话理解为行动的信号卫队队员无条件服从党的地方组织的信号。
　　
　　事后，当詹国强结束了战地之行返回南京时他才得知此事。在此之前，汪未经曾对他说：“我还是没有对吴四宝主动的恰如其份的好意感到吃惊。他没有等待您，而且首先向您伸出了友谊之手。我认为，现在您不会感到由于把您的精锐部队调到战场而给组织带来了损失。”
　　
　　詹国强只是向吴四宝表示了一下谢意，他仇视地微笑着握了握吴四宝的手。
　　
　　从此，秘密警察和卫队的地方组织必须每月向上级提交自己的报告，尽管并未做出有关的特别决定。
　　
　　他的目光注视着一份文件。文件谈到在距丁末村住宅不远的夫子庙，数次记录了短波电台的工作。根据各种况判断，电报是发给美国在瑞土的谍报站的。
　　
　　他要求地区报人员提供敌人派遣到这一地区的行动小组的详，但是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他再次询问，人们只简单地答复“正在研究行动计划”，同时暗示，询问细节会给调查带来损害。
　　
　　他认为自己有义务使吴四宝了解这件蹊跷的事。他管辖的地区紧挨着长江南岸，汪未经的后备队部署在那里。汪未经必须从南京转移到那里，以继续领导对敌斗争。此外，在苏南平原之间有盐矿“博物馆”的价值九亿七干三百万法币的陈列品也藏在这里。
　　
　　这一报迫使吴四宝召见常凯申，并委派他毫不延迟地弄清全部真相。
　　
　　“没有人知道这个宝库，”吴四宝说，“我向汪未经保证，世界艺术的杰作绝不会落人敌人之手；要么属于我们，要么就埋在地下，让地下水毁掉它们。”
　　
　　常开始去问自己的人。
　　
　　得到的答复和之前得到的答复一样仍然含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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