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1章 胡适对十教授“宣言”的批评 (第1/2页)

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萨孟武、何炳松等十位教授发表了《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十教授宣言分为三个部分，即“没有了中国”、“一个总清算”、“我们怎么办”。
　　
　　在“没有了中国”这部分中，作者们开宗明义地指出：“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中国了。”意思是说，中国五千年来所积淀形成的价值信仰和文化生态已经呈现整体性、根本性的坍塌与崩溃，中国人已经不是由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提供的精神世界和意义世界所维护调护涵育的中国人了。作者们认为“钻进古人的坟墓”的人（指复古派）和“抱着欧美传教士的脚”的人（指西化派）寻找中国文化出路的结果已然证明同样是失败的失望的，而且使中国人更苦闷更迷惘。因此中国之局势仍然是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但“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因为中国已经失去了自己在政治形态、社会组织和思想内容形式等方面的特征。所以，“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而要使中国人成为中国人，就必须从事“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必须用批评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检阅过去的中国，把握现在的中国，建设将来的中国。”
　　
　　在“一个总清算”这部分中，作者们对中国文化的历史行程和现实境况做了一个大体概观与评价，认为中国文化在汉代以后就因循守旧、停顿不前了。直到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的巨舰大炮才使中国人觉醒，并先后出现了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以及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作者们认为，“洋务运动”纯粹是对西方的技艺模仿，“维新运动”纯粹是对西方的政治抄袭，都是“中体西用”理论的见解与实行，是对中国皮毛的、改良的方法。只有孙中山主张对中国进行彻底的改造，并在新文化运动之后新觉醒的中国人的努力下取得政治改造的成功，使国家有机会进行政治经济方面的重建。但在文化建设上中国人却还是一片茫然无所举措。复古派的错误在于忽视了历史不能重演也不需要重演；西化派（含模仿英美派即自由主义派、模仿德意派即法西斯主义派、模仿苏俄派即社会主义派）的错误在于忽视了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作者们还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已经成为各种主义思潮表演的舞台与拼杀的战场，而其背后却是都有国际文化侵略势力的魔手。
　　
　　在“我们怎么办”这部分中，作者们提出了进行“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五条原则和三个方法。五条原则中第一条是中国问题具有特殊性和时代性，因此文化建设应注意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第二条是既反对复古也反对非古，主张对中国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第三条是以中国需要为标准来吸收借鉴西方文化，但反对盲从的全盘西化；第四条是中国人应有急迫感和创造力，以便迎头赶上西方文化并为世界文化做出贡献；第五条是进行“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目的并不是要放弃大同理想，而是先建设和整合中国以便更好地促进世界大同理想的实现。五条原则可以概括为：“中国是既要有自我的认识，也要有世界的眼光；既要有不闭关自守的度量，也要有不盲目模仿的决心。”进一步说，就是“不守旧，不盲从”。不守旧就是反对全盘复古，不盲从就是反对全盘西化。根据这些原则，进行“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应采取“批评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即“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来进行。
　　
　　作者们在宣言的结尾表示，只有根据这些原则和方法，才能“使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能恢复过去的光荣，重新站着重要的位置，成为促进世界大同的一支最劲最强的生力军。”
　　
　　十教授的《宣言》发表后，引发了学术界持续一年多关于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的文化争论。许多人提出了不同意见，对《宣言》的一些见解进行批评和质疑。
　　
　　3月21日，胡适作《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对十位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提出批评，全文如下：
　　
　　新年里，萨孟武、何炳松先生等十位教授发表的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在这两个月里，很引起了国内人士的注意。我细读这篇宣言，颇感觉失望，现在把我的一点愚见写出来，请萨、何诸先生指教，并请国内留意这问题的朋友们指教。
　　
　　十教授在他们的宣言里，曾表示他们不满意于“洋务”“维新”时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见解。这是很可惊异的！因为他们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正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化装出现。说话是全变了，精神还是那位《劝学篇》的作者的精神。“根据中国本位”，不正是“中学为体”吗？“采取批评态度，吸收其所当吸收”，不正是“西学为用”吗？
　　
　　我们在今日必须明白“维新”时代的领袖人物也不完全是盲目的抄袭，他们也正是要一种“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他们很不迟疑的“检讨过去”，指出八股，小脚，鸦片等等为“可诅咒的不良制度”；同时他们也指出孔教，三纲，五常等等为“可赞美的良好制度，伟大思想”。他们苦心苦口的提倡“维新”，也正如萨、何诸先生们的理想，要“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
　　
　　他们的失败是萨、何诸先生们在今日所应该引为鉴戒的。他们的失败只是因为他们的主张里含的保守的成分多过破坏的成分，只是因为他们太舍不得那个他们心所欲而口不能言的“中国本位”。他们舍不得那个“中国本位”，所以他们的维新政纲到后来失败了。到了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帝制推翻了，当年维新家所梦想的改革自然在那大变动的潮流里成功了。辛亥的革命是戊戌维新家所不敢要求的，因为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岂不要毁了那个“中国本位”了吗？然而在辛亥大革命之后，“中国本位”依然存在，于是不久大家又都安之若固有之了！
　　
　　辛亥以来，二十多年了，中国经过五四时代的大震动，又经过民国十五六年国共合作的民国革命的大震动。每一次大震动，老成持重的人们，都疾首蹙额，悲叹那个“中国本位”有陨灭的危险。尤其是民十五六的革命，其中含有世界最激烈的社会革命思潮，所以社会政治制度受的震撼也最厉害。那激烈震荡在一刹那间过去了，虽然到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痕，始终没有打破那个“中国本位”。然而老成持重的人们却至今日还不曾搁下他们悲天悯人的远虑。何键、陈济堂、戴传贤诸公的复古心肠当然是要维持那个“中国本位”，萨孟武、何炳松诸公的文化建设宣言也只是要维护那个“中国本位”。何键、陈济堂诸公也不是盲目的全盘复古，他们购买飞机枪炮，当然也会挑选一九三五的最新模特儿；不过他们要用二千五百年前的圣经贤传来教人做人罢了。这种精神，也是萨、何十教授所提倡的“存其所当存，吸收其所当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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